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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央视大型佛教纪录片《千年菩提路》——东土释迦

    央视大型佛教纪录片《千年菩提路》——东土释迦

    这是第一部讲述佛教在中国2000多年传承和发展的纪录片。那些历史上最经典的佛教圣地、那些深刻影响着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高僧大德、那些穿越千年至今依然震撼着我们的精彩瞬间,在这部纪录片里将一一呈现……

     

    东土释迦(上):

     

    《东土释迦(上)》解说词

    公元2009年冬末春初,国清寺里的梅花又一次绽放了。随着气候逐渐转暖,雪白的梅花日渐凋零,新芽将会爬上枝条,就像以往一样,这棵已有一千三百年历史的老树又开始了新的轮回。

    这棵古老的梅花树栽于公元598年,那一年位于浙江天台的国清寺刚刚建成,为的是纪念一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高僧,他就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创始人智者大师。

    智者大师出生于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那时候中国正处于南北朝时期,全国人口总共有二百万,但每年死于战争和屠城的人数就有四十万。仇恨和死亡横行于中国的土地上,已经东传了三百多年佛教,对末世生命提出了终极关怀。在这个时期里,救苦救难的观世音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信仰,就连士族显贵们也把邀请高僧来府宣讲佛法或者前往寺庙礼佛视为一种时尚。

    这段经文就是《妙法莲华经》中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文长达两千三百四十八字,全部由原始梵语组成。普通僧人即便能做到流利朗诵,也需要一段长时间的学习,可是就在公元545年,一个七岁的小男孩随母亲来寺院听法,无意间听到了寺内的僧人在念诵这段经文,听后竟一字不差地把它背诵了下来。这个孩子就是梁朝权贵益阳侯陈显祖的第二个孩子,名叫陈王道。

    可是王道罕见的天分并没有让随同前来的益阳侯感到高兴,因为益阳侯身为朝廷近臣,又是当时的儒学大家,一直希望王道能子继父业,为王朝的兴盛成就一番功业。于是,他开始禁止王道与佛教再有任何接触,但是年幼的王道并不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虽然他很用功的学习了儒家的诸多经典,但还是悄悄地在房里刻立了一尊佛像,日日礼拜。在街上看到出家的僧人也殷勤致礼。到了十五岁的王道甚至萌发了出家的意愿,但是在父母的强烈反对下只能作罢。

    公元560年,在光州大苏山下走来了一个法号智顗的年轻僧人,声称要拜这里的慧思禅师为师,这个僧人正是十三年前,在果愿寺里一念成诵的孩子——陈王道。

    三年前,西北大军攻破梁朝都城江陵,皇帝被俘,梁王朝随之覆灭,而显赫一时的益阳侯夫妇也在绝望中撒手西去。国破家亡,又遭遇丧亲之痛的王道深切感受到命运的无常,于是发愿:誓做沙门,和附正法。从此以后,茫茫尘世中少了一位养尊处优的贵族公子,而释门里却多了一个叫智顗的平凡僧人。

    为了安静地修行,慧思禅师特意将道场设在齐陈两国交战边界的大苏山。智顗为了学法,不顾危险,一路跋山涉水来到了大苏山。于是,德高望重的慧思禅师向智顗传授了《法华经·安乐行品》。当时大苏山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不仅缺衣少食,甚至连读书用的灯蜡都很匮乏。为了在夜间取光读书,智顗经常在月亮出来之后,将门窗的帘子卷起来,让月光透进屋里,继续伏在书案上,苦读不辍。几年之后,智顗在同辈兄弟当中脱颖而出,已然是慧思座下说法第一的弟子,并且代师开坛讲经。史传称智顗说法:智方日月,辩类悬河,卷舒称会,有理存焉。

    公元567年,三十岁的智顗告别师尊,背负着传灯化物,救度世人的重任,下山弘法,和他一同下山的还有在大苏山上听过他讲法的师兄静琬。

    在佛经中记载佛法将经历正法、像法、末法年代,预言佛法将逐渐走向衰落。

    静琬立志在石头上修刻经文,并且将它们藏在一个僻远的山区里,以便后世之人有经可读,但是当篆刻经文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偏僻的山区有一天会变得非常嘈杂,于是费尽周折变换藏经地,也就是今天的房山,而最初刻经的那座山也就是后来的北京石景山,原名石经山。

    正当静琬前往北京的时候,智顗作别师兄来到了南京。

    公元567年,南京是陈朝的首都,称为金陵。代梁而兴的陈朝,继承了前朝崇佛的传统,朝野上下宗教思想活跃。

    老和尚法济是当朝权臣何凯的舅舅,自恃禅功深厚。一天,法济接到了一人僧人的拜帖。法济斜卧在禅床上,话语轻慢。

    “有人在入定的时候,能感知远处真实的摄山震动,你知道这是什么禅功吗?”

    僧人回答:“这是禅定入了偏执之途,邪魔侵入的迹象,如果执著于此境,还拿出来炫耀的话,修行之人一定会出问题,而非正道。”

    短短的一句话,惊得法师连忙坐了起来,惊恐谢罪。德高望重的法师被一个只有三十多岁的年轻僧人彻底折服的事情传出后,朝野上下顿时轰动,甚至连陈宣帝也主动拜他为师。

    这个年轻的僧人,正是离开大苏山,为了弘法而来的智顗。智顗精湛的辩才令僧俗信众无不惊叹。

    智顗开讲《妙法莲华经》,为说一个妙字的圆融不可思议的境界,就讲了九十天,佛史中译为九旬谈妙。听者如醍醐灌顶,如痴如醉。

    八年之后,一直留住瓦官寺弘法,声望日隆的智顗,突然做出了一个让人大吃一惊的决定。公元572年,智顗上书宣帝,请求离开金陵,入天台山苦修。受着朝廷优禄供养的智顗,反思八年来的金陵弘法,发现追随他的人们,往往留意于高位虚名而不能摒弃贪执真心修持,徒众越来越多,而能领悟真谛的人却越来越发稀少了。

    天台山位于浙江省天台县北,这里风景优美,处处飘渺着灵山妙气。历史上天台本来是道教发源地,天台山上的五座山峰状似莲花,鬼斧神工,十分神奇。

    公元579年9月的一天里,在这片道教圣地上,却走来了几个身披袈裟风尘仆仆的僧人们,这些僧人正是前不久还在金陵弘法,被尊为帝师的智顗和他的几个弟子们。

    每年秋天,当橡果成熟,国清寺的僧人们都会把它采摘下来打磨成豆腐,做成食物,以此来纪念他们的祖师。在天台山苦修的一段日子里,智顗白天以采摘野果度日,晚上卧地而眠,过着艰苦贫寒的生活。

    这是国清寺外的一片农田,寺里的僧人每年都在田地里耕种、收获,僧人们每餐的菜食都是自给自足,这体现了农禅并举的生活方式。农禅并举改变了佛教最初自印度传来的不事农业生产,托钵化缘的修行方式。因为劳作本身也是悟道的根本。农禅并举让僧人摆脱了对外的依赖,从此中国的僧人随缘放旷,作无求人,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参禅悟道。

    这是国清寺里的僧人正在禅堂里修禅功,僧人们围着法器转圈,脚步越来越快,突然随着一声钟响,所有人脚步停止,保持姿态不动,在这同一刻,进入停止状态的还有纷乱的思绪。这种停止纷乱进行修行的方法,就被记录在《摩诃止观》中,这是一部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的著作。由智顗门人灌顶根据他的学说记录整理而成,强调在修行的过程中理论和实践相辅相成,并提出了止观的修持原则,强调止观并重,定慧双修。

    生长于儒学大家的智顗,在佛法中找寻真理,在道家的圣地进行苦修,收获了别人难企及的成就。他不但圆融了当时所有佛教学派的不同思想,也从义理和修行上破除了儒释道三家的隔阂,使得这三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不但有了理论上的沟通,也有了实践上的共同,为它们以后一千三百多年间相互融合,共同进步奠定了基础。

    然而取得如此成就的大师,居住的就是这么简陋的一个地方。

    这是位于天台山修禅寺的遗址,荒草萋萋,不复当年旧观。智顗到达天台后,就修建草庵,逐渐落成伽蓝,天台法脉自此创立,智顗就在这里起居说法,吸引了无数的信众不远千里跋山涉水前来听法。这个偏远的山区渐渐热闹起来了,十年前在金陵出现的景象又再度出现,有人来寻求佛法,也有人来祈祷好运。

    天台临海,黎民多以捕鱼为业,插竹排划海为池,畜养海鱼捕虾谋利。他们虽然也理佛祷请,每日祈求的却是捕捞顺利。

    这是国清寺鱼乐园里举行的放生仪式,这种仪式就是由当年智顗开创的。智顗面对着祈求打鱼一帆风顺的黎民百姓,他心中悲苦,自舍资财,赎买了一小块水域,作为放生之处,并为当地的渔民宣讲因果相生,慈心利物的道理,用佛法的思想来解释杀生的业孽。渔民听法后,纷纷改恶从善,转从他业,并献出了三四百里的沿海地区作为放生之用,这是中国最早的大规模放生地。天台放生的事迹传播开来后,立刻在僧人、民间,甚至是皇室成员中得到了响应,他们竞相效仿。这种由智顗开创的好生从善的行为被后世传承下来,延续至今。

    晨钟暮鼓,早课晚修,国清寺的僧人凌晨四时坐禅,六时理佛,下午二时吃饭,晚上再修禅功,国清寺僧人一天的生活方式与一千四百年前并无区别,这也是智顗所创立的。

    为了约束僧人的行为,指导僧人的修行,智顗制定僧制十条,这些功课起居的规则,约束着僧人的行为,也保护了他们。这些规范对后世佛教宗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延用至今,被一代代的传承下来。

    公元591年,历时三十多年的陈朝也覆灭了。平定江南的晋王杨广年仅二十岁,他对前朝的国师智顗慕名已久,屡屡致信求见智顗。

    公元591年,隋开皇十一年,避祸暂居庐山的智顗在杨广的敦请下来到扬州,为杨广授菩萨戒,智顗和杨广成为了师徒。

    菩萨戒是从佛法的角度来解释仇恨产生的因缘,能帮助那些经历了多年战乱的人们,安抚心灵,放下仇恨,共同谋求国家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纷乱杀伐的中国,终于结束了三百多年南北对峙的局面,再一次河山一统。隋朝之前,中国人口由于战乱杀戮,只有二三百万户。到隋炀帝杨广统治时期,达到了四五百万户。既隋之后,大唐王朝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繁华盛世。

    国清寺门额上“教观总持”四个大字,阐明了国清寺在中国佛教历史上的地位。杨广则将“智者大师”的尊号封授给智顗。智者大师的学说,后经门人灌顶记录整理,集成天台三大部,天台法统荟萃于此。这些著作成为后世天台弟子参研的原典和依据。

    这是天台山脚下的国清讲寺。智者大师之后,国清寺作为天台祖庭,一直是天台僧人依止起居顶礼参研的地方。今天黄色的山门前参拜的人们络绎不绝,寺内三十多座殿堂楼宇主次分明,错落有致。谁会想到,这座宏大庄严庙宇的建成却始于一排简陋的木桩。

    公元597年的冬天,晋王杨广派使者入天台山,再次迎请智者大师出山讲经。接到信函之后,智者大师散尽一切用度,在天台山下用木桩圈画出寺庙殿堂的位置,用木画草图以为样式,告诉弟子,不久将会有人在此建起庙宇。

    六十岁的智者大师离开了天台山,走出百余里之后,他在这个叫石城寺的地方歇了下来。当晚,大师忽感不适,他对弟子说这不过是旧病复发,嘱咐他们不要忙乱。随后,他打起精神,命弟子灌顶笔录,口授了一份信函留给杨广。夜间大师唱三宝名,如入三昧,端坐入灭。

    智顗圆寂后的第二年,在杨广的主持下,一座恢宏的庙宇在天台山上建立起来。在这座寺庙里除了供奉传统的佛教的菩萨外,还供奉着道教的山神。

    智者大师的继承者灌顶在大雄宝殿的东侧栽种了这株梅树。按照智者大师的遗愿,这座宏伟的寺庙命名为国清寺,蕴含着“寺若成,国则清”的美好愿望。

    以慧师智顗思想为核心的天台宗,成为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之后,中土佛教其他学说纷纷创宗立派。

    天台宗虽然师法印度佛教,便它的解释体系和阐述方式却是从中国人的理解习惯出发,甚至和儒家道家的思想保持着一定的亲缘关系,所以智者大师被后世尊称为东土释迦。

    这一天,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国清寺的僧人们,以最虔诚和隆重的礼仪祭拜智者大师肉身塔,向祖师智顗表达他们的崇教之心。

     

    东土释迦(下):

     

    东土释迦(下)》解说词

    每日凌晨三点,当人们还在酣然入梦的时候,国清寺僧人们一天的修习开始了。这里的诵念声悠长深远,国清寺在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念诵和礼拜声中,绵延传承了一千多年。

    这是五百罗汉殿上的长明灯,每当灯烛将尽,守值的僧人就会为它再续香油。长明灯寓意着佛法长明,但或许也暗含着香火不断、法事繁盛的美好希望。

    国清寺是佛教中国化伊始的地方,也是天台宗的发源地。它的思想历经千年传承至今,然而在一千多年前,这里的长明灯却曾经一度熄灭,寺庙的念诵声也一度断绝。响声雷动的刀枪兵剑、厮杀搏斗淹没了古寺的梵音,而寺里的僧人尽遭驱赶,佛事也被中断了许久。

    这是唐末安史之乱的时候,浙江一带的农民不堪忍受胡人的蹂躏暴发起义。公元860年,仇甫率领义军占领了国清寺这个清修之所,建立起了临时指挥所。从此后,原本清静庄严的古刹竟佛院无经声,出入皆刀枪。虽然两年后叛乱平息,寺院交还给僧人,但暴动给国清寺留下的不仅是杀戮和伤害。在那段金戈铁马、刀光剑影的岁月中,天台教典除《维摩经》外,其余全部失散。

    这是2007年4月,天台佛学院对于初级僧人的一次普通授课。他们讲课内容正是智者大师在一千三百年前根据《法华经》总结的圆融三谛的概念。圆融是智者大师所著《法华玄义》中最重要的一段论述,此教典就是在一千一百多年前的那场动乱中散失,那么现在佛学院讲述的经典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登基,此时的中原经过多年的战乱终于统一,四海归一,各国使节也纷纷前来朝贺。这一年的十月,北方的高丽国已是寒风凛冽。一艘巨大的使船停泊在港口,船上走下几名使者前往高丽王宫,使团的随从们携送的几只大箱子格外引人注目。这些使者来自中国江南,他们携带着忠懿王钱俶的信件,求见高丽国光宗王。

    两天后,那几只箱子被呈上朝堂。箱子里装着五十件宝物,每件都价值连城。宋朝使臣在高丽国大臣们的惊叹声中,提出了自己的请求,想用这些贵重的宝物交换经书。这些经书正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法华玄义》、《摩诃止观》等一系列典籍,而这些经典著作正是出自于天台的国清寺。

    这就是国清寺,这座千年古刹,始建于公元598年,纷乱杀伐的中国终于结束了三百多年南北对峙的局面,再次河山统一。当时隋朝的皇室出巨资修建了国清寺,寓意“寺若成,国则清”,同时随着寺庙的建立,由智者大师创立的天台宗也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这一脉佛教宗派突破了儒、释、道、医之间的壁垒,圆融了各家所长,集大成为一身,开启了佛教中国化的先河。它不但影响了中国的哲学思想,也深深影响了周边国家的发展。

    这是寺庙外面的一片茶树林,这里的茶树年代久远,已不再能生产出优质的茶叶,然而正是这片古老茶林产出的茶种,开启了日本饮茶之风。

    公元804年唐德宗贞元二十年,日本最澄法师随遣唐史来华,在天台九祖湛然大师的弟子道邃和行满门下学习天台教观。经过两年的修习,最澄得道回国,并从天台山带走了众多天台典籍和云雾山茶种。几年后,他在日本的比睿山上依据这些天台教典,创建了日本天台宗。从此之后,以天台宗为中心的大乘佛教,一直成为了日本佛教的主流,并延续至今,而当初最澄带走的那些茶种,也在日本生根发芽,使得日本的饮茶之风,悄然兴起。

    其实,早在最澄来国清寺求法的两百年前,韩国僧人就已经来到国清寺求法了。随着日韩僧人的求学之路,天台宗的经典也传播到了日韩两地,但是唐末之后的国清寺却因为时局混乱遗失了经典。

    面对使者的要求,高丽的朝廷议论纷纷,因为使者求索的是天台智者大师所著的《法华玄义》和《摩诃止观》等。这些著作在高丽和日本流传了几百年,已经成为了这两个国家绝无仅有的国宝,更是他们佛学传播的基础专著,但是经过了再三廷议,光宗王还是召来了高僧谛观,派他护送典籍,送往天台祖庭国清寺。

    当时,光宗王心里有些隐隐的担忧,不知道下一次与谛观相见的日子是什么时候?这不仅因为高丽国与中原两地路途遥远,更因为国清寺自建寺以来的三百年间,有很多高僧前去国清修习之后,就再也没回来。

    在国清寺观音殿的西侧,矗立着一座中韩祖师纪念堂,这是由韩国僧团于1995年出资建成的,堂上供奉的是祖师智顗和两位高丽僧人的造像,其中一位被尊称为高丽义天大圆觉法师。义天法师的俗家姓氏是王,俗家身份是高丽文宗王的第四个王子。由于王子从小向佛,十三岁那年就出家了。三十一岁时,因苦于国内已无上师能解答心中疑惑,于是亲自来到国清寺,与这里的僧人日夜研习佛法。二十年后,终于彻悟了天台要义——一心三观,之后义天法师圆寂于国清寺内。

    就在义天圆寂之后不久,同样来自高丽宫廷的谛观,经过了数月的跋涉到达了国清寺。站在黄色的山门前,谛观惊异地发现,这真是一所非常特别的古寺。

    与其它寺院山门南开的建筑布局完全不同,国清寺的山门向东而开。其实山门向东,正是后世弟子为纪念大师而建的。因为在寺庙的东面,有一条长二十多里的古道直通佛垅,也就是大师当年苦修头陀行的圣地。山门东开的意思就是迎着祖师而开,显示着后世僧人对祖师的崇敬。这一条古道曾经留下许多高僧大德的足迹。

    公元960年冬季的这一天,走在这条路上的正是千里之外护经而来的谛观,战乱之后的古道显得格外冷清,完全没有了盛唐时期门庭若市的情境,然而这里的一石一木依然叙述着那个时代的故事和人物。

    一行碑,为谛观叙述的是中国密宗祖师一行大师在国清寺编制《大衍历》的故事。据说,当年国清寺的普寂禅师在很早以前就预见了他的到来,所以对自己的徒弟们说:“门前水西流,弟子当来”。果然,在后来一行进入寺庙的时候,山洪突然爆发,洪水涌到丰干桥下,一时水泄不通,洪水便向西边倒流急涌。

    一行法师原名张遂,少年时因精通算术和阴阳五行学而声名大震,引起了权贵武三思的注意,但张遂自幼立志修习天文和算术,向往着寄情山水的生活,厌恶入朝为官。为逃避权臣笼络,干脆在三十二岁那年摒俗出家,法名一行。

    走过一行碑,谛观看到的是一座名为丰干的石桥。这是为了纪念唐代高僧丰干而建立的石拱桥。丰干、寒山和拾得并称为国清三贤,后人将他们供奉于国清寺的贤堂之内,并留下刻有寒山与拾得的一段对话:

    寒山问拾得:世人如谤我、欺我、侮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之乎?

    拾得回答:你且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

    貌似潦倒的寒山,本性洒脱不羁,每日在天台山上风餐露宿,悠游度日,将自己的心得做成诗、随笔,涂抹在山石上,后人将他们的诗收录起来,编成《诗三百》流传于世,然而后人对于诗僧寒山传颂最多最广的却不是这诗三百中的任何一首。

    传说中的寒山、拾得分别是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的化身。关于他们的各种传说在民间源远流长。

    谛观路过的这座水塔,见证了国清寺在唐朝的变迁。当年的湛然大师不仅博览佛门各派经书,对于儒道两派的学说也很有研究。在天台义理上,他进一步提出了无情有性的说法,即世界上的一切没有生命的东西,如草木瓦石,也都具有佛性。这一说法轰动了当时的整个佛学界,因为从释迦牟尼时期开始,所有的修佛之人一致认为,惟有有情众生才能成佛,无情之物没有感觉、思维,所以也无佛性可言,更无成佛之说,但湛然的无情有性,却打破了传统,扩大了成佛的范围,由此引起了佛教内部轰轰烈烈地讨论,并使得天台宗在唐朝中期出现了焕然中兴的兴盛局面,但是到了唐朝末年,天下大乱,王朝更替,唐王朝顷刻间分裂成五代十国。经过了战乱后的国清寺,寺宇凋零,香火稀落,诸多的教典更在战火中逐渐散落,此时天台宗面临着法寺断绝的危险。

    直到宋朝初建,崇尚佛教的忠懿王不忍天台法脉在中土断绝,于是便有了前面大宋使者海外求经,高僧谛观千里护经的故事。

    公元961年,这个深秋的早晨,谛观会见了当时的住持羲寂。这一次,在两位高僧之间进行了一场畅谈。由于这场畅谈在历史上并没有记载,所以现在我们无从得知这场精彩对话的内容是什么,但是经过这次谈话之后,光宗王的隐忧顷刻变成了现实。与羲寂的论道让谛观终于明白了为何义天法师会常留寺内。因为高丽国虽然拥有智顗留下的全部著作,但是真正的天台精髓在国清寺里却从来没有断绝过。谛观改变了原来的计划,他成为了继义天之后第十三位常留国清寺的高丽高僧。住在螺溪这个地方,拜羲寂为师,重新研习天台宗,在之后的十年编写了《天台四教义》,在完成了这部著作后,谛观无疾而终,终身没有回到高丽国,但谛观之后,天台宗进一步盛行朝鲜半岛。

    国清寺经过这次复兴之后,也恢复了天台祖庭的地位,但是天台教义却只在少数高僧中寂寞的传承着。国清寺也曾一度被改成主修禅宗的寺庙,直到四百年后,一本出自国清寺的《寒山诗集》引起了一个满族人的兴趣。

    勤于政事,猜忌而严厉的清世宗胤禛,已经五十一岁了,历经血雨腥风,毫不留情的他对自己辛劳孤独的一生依然充满了困惑。当他在万几宸翰之余偶尔读到了那段寒山问拾得之后,真有古人知遇之感,从此将丰干、寒山和拾得引为知己。

    清雍正十年,也就是公元1733年,他下诏重建国清寺的三大殿和其它堂室,两年之后竣工。

    今天我们看到的国清寺,就是雍正皇帝下诏修建后的格局,它完全按照皇室宗庙的式样而建。进入山门后,在五条纵轴线上分布着三十余座殿堂、楼宇等主体建筑,主次错落,功能清楚,整齐划一。

    随着国清寺的新建,天台宗在清代迎来了一次短暂的中兴,现在国清寺仍珍藏着一套雍正御赐的《大藏经》。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满清颠覆,民国建立。面对强壮的西方工业文明,面对近代以来中国的一次次失败和纷乱,中国几千年来的古老和文明受到全面的置疑和审视,中华文化传统在各个层面上都受到了激烈的批判,佛教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在这风雨飘摇的乱世中,作为中国佛教第一宗派的天台宗和它的祖庭国清寺该何去何从呢?

    谛闲法师在三十一岁的时候,被推选为国清寺第四十三任住持,年轻的谛闲有着普通僧人无法比拟的口才,他在开讲《法华经》时突然入定开悟。在那个战争和祸患不断的年代里,他在南方许多城市开设讲堂,向人们传达佛主的关怀。他的演说义理精深,语言却朴实无华。他用天台宗性恶的理论,解释世界苦难的根源。用轮回的观念,向人们强调现世的苦难和修行都是得道的因缘。这对于遭逢乱世的国人来说不啻为福音。谛闲的演说让不少孤苦漂泊、身心无定的人们重新找到安慰感,甚至连蒋维乔这位曾经极力宣扬毁寺兴学的教育改革家,也在1915年偶然听到谛闲的讲演之后,感到了佛学思想的博大圆融,一反往昔排斥旧学的言论,皈依在谛闲门下。此后,身为江苏省教育厅长的蒋维乔向自己的朋友——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建议在北大哲学系开设唯识学课程,这是我国近代教育中首次在高等学府开设佛学课程。

    谛闲的另一个弟子倓虚法师来到中国北方曾是德属殖民地的青岛,看到教堂林立,却没有一座佛教的寺院。他在青岛的东部建成了传承天台衣钵的湛山寺。天台宗千年传承的古老宗门,第一次将它的思想、它的福祉带到北方。此后长春的般若寺,哈尔滨的极乐寺,也在倓虚的主持下相继建成,极大地推动了天台宗在全国范围内的现代中兴。

    古寺苍穹,寒梅点点,古老的中华大地历经劫难,终于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升平盛世,曾经暗哑多年的国清寺古梅再一次含苞待放。

    今天的国清寺是一个香火不断的寺庙,但是在熙攘人群的背后,一群现代的僧人依旧和他们的前人一样,安静地传承着天台宗的法脉。国清寺在迁徙流转的岁月中,智者的衣钵不知不觉已经传到了第九十三代。

    释论云:三界无别法,唯是一心作。心能地狱,心能天堂,心能凡夫,心能贤圣。觉观心是语本,以心分别於心。证心是教相也。观心生起者。以心观心,由能观心。有所观境,以观契境故,从心得解脱故。若一心得解脱,能令一切数皆得解脱故。

  • 央视大型佛教纪录片《千年菩提路》——随波洗石

    央视大型佛教纪录片《千年菩提路》——随波洗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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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波洗石

     

    《随波洗石》解说词

    凌晨三点钟,张霞起床了,她走进尼姑庵深处的千佛殿。夜色正浓,尼庵的早晨却已经开始了。收拾停当后,她拿起更板叫醒师父们,起来作早课。凌晨四时早课开始了,宏珠法师带领着大家诵《心经》,念佛号。早课一直持续到天光发亮,女尼们绕殿长行,又过了一个小时,这就是洗石庵,一座比丘尼栖居的禅宗庙宇。

    乳泉,位于尼庵后面的密林深处。每天早晨,都有女尼来到这里取水。泉水从山麓旁流过,女尼们返回寺院,准备当天的膳食。桂平的一天,在悠扬的钟声里开始了。上山晨练的桂平人携带着简单的容器,装满了泉水后,回家做饭、泡茶。这种习俗延续了数十年,听惯了钟声、佛号。这里的人生,显得悠闲自在。

    张霞在山门口售票,然而这不是她来洗石庵的真正目的。二十二岁的张霞,来自内蒙古。她希望在洗石庵出家修行,不仅因为洗石庵是国内有名的女众道场。更因为这里曾经出现了世所罕有的比丘尼灵骨舍利。舍利子的主人名叫宽能法师,是洗石庵近代以来最有名望的一位比丘尼。这三颗真身舍利,据说是世界上有史记载的第一个比丘尼的灵古舍利。十多年来,无数的人慕名而来,希望亲眼目睹舍利的光彩。如今,张霞得偿所愿,沐浴在祥和虔静的氛围中。洗石庵,是她找寻已久的精神家园,是她人生的新起点。

    依山而建的洗石庵,占地一千多平方米,始建于清顺治年间。西山是中国传统佛教圣地之一。自唐代起,佛教传入西山,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抗战时期,当代名僧巨赞法师及后来任香港佛教协会会长的觉光法师,曾在西山常住清修。桂平方便的水陆交通,使西山成为佛教南北交流的重要驿站。

    1949年,在广东曲江南华寺披剃出家的宽能法师来到洗石庵,那时这座尼庵已经衰落了。很长时间里,庵中只有三四位出家人。宽能与另一位女尼——来自广东的昌慧一起,艰难地延续尼庵的香火与衣钵。

    宽能法师,俗名叫龙六纬,出身于上海一个书香门第。她曾经在中国最早的一座私立大学北平民国大学经济系读书。来到洗石庵后,宽能的修行与弘法多次被中断。文革期间,她离开洗石庵,在国营西山茶场的食堂当会计。文革结束后,宽能重新回到洗石庵中。这一年,她八十四岁。作为广西佛教界的传奇人物,人们尊称她为西山龙姑。

    这是宽能重返洗石庵两年后的一段影像。

    重返洗石庵后,宽能法师开始招收了一些年轻的弟子。1986年,年仅十五岁的宏珠来到洗石庵,成为宽能法师的关门弟子。

    2001年,当洗石庵的几位前辈相继圆寂后,尼庵的衣钵传给了宏珠。这一年,她不满三十岁。宏珠谨慎地恪守师父的教导,逐渐扩大尼庵的影响。经过几年的努力,如今的洗石庵初具规模,成为岭南著名的佛教中心之一。

    西山茶,是洗石庵主要的经济来源。宏珠也是一位素餐行家,洗石庵的女尼曾应邀去香港制作膳食,游客们也非常喜欢这里供应的地方风味。

    尼庵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功能逐渐完备起来。这种生活恬静超脱,既在尘世之中,又在尘世之外。

    在佛教的漫长历史上,女性修持者是重要的部分。印度早期的佛教教堂并不允许女性出家,相传后来由于佛陀的姨母——摩诃波阇波提,誓守八敬法,因而被允许出家受戒。

    在《四分律》中,比丘的戒律为二百五十条,而比丘尼的戒律多达三百四十八条。戒律对法师们招收女尼也规定的非常严格。《四分律》单提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如果比丘尼为那些与尘世藕断丝连的女性剃度出家,就应承担责任,终生忏悔。

    两年来,张霞一直希望获得宏珠的认可,能够正式剃度出家。她对修行的认识也在逐渐加深。最初,她的工作是值守山门,后来值守大殿,在素餐馆、流通处工作。有空的时候,她就向女尼们请教佛法知识。在住处,张霞收养了一只小猫,它跟着张霞形影不离。同大多数家长一样,张霞的父母一生远离寺院,在他们看来,寺院是落后的地方,早就被时代所抛弃。他们并不同意女儿出家修行,但是这位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女孩,具有独立的个性。佛教中那些美好的观念吸引着她,她希望在清静的寺院中完成自我的修行,然而在纷乱的现实中,坚守宁静的内心,即使是某些高僧大德也难以做到,更遑论一个初涉佛篱的小女子。她需要为自己内心的困惑继续找寻答案。宏珠法师一直在观察张霞,她的态度一直很慎重。

    一年一度的“西山浴佛节”到了,女尼们为浴佛节做最后的准备。这一天,上万名信众与游客登临洗石庵,广场变得十分拥挤。来这里的香客,绝大多数是来自两广各地的女性信徒。宏珠法师与相临的龙华寺的住持湛空法师共同主事。浴佛节是西山一年一度最盛大的佛事活动,女尼们宣唱经文是这里的一大特色。西山的泉水为佛事活动掀起了最后的高潮,广场的各处都准备有泉水,活动结束后,僧尼们与信众泼水嬉戏。每个人都沉浸在这种欢喜与亲近的氛围中,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张霞的身影。此时此刻她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浴佛节活动结束后,我们到庵内寻找张霞。

    满心希望出家修行的张霞为什么会离开洗石庵呢?毕竟她已在这里呆了两年多的时间。

    西山顶上的神仙峡,长约四十多米,只容一个人通过。当地的人传说有缘份的人能够在这里和神仙相会。崖壁上这三个峻秀的大字,就是出自宽能法师的手笔。这五个字也出自宽能法师的手笔。当年在她九十五岁生日的时候,弟子们定做了这批寿碗,由法师写下“ 祝君寿如松”五个字,印在碗上,准备赠予宾客。离生日还差一个月的时候,宽能法师在庵中悄然圆寂,她未能将碗亲手赠予前来祝寿的人。人们怀念这位德高望重的比丘尼,因为她的慈悲与善良,因为她的智慧与才学,因为她的用力与顽强。二十岁,信佛学法。五十三岁,正式受戒。九十五岁,圆寂。宽能法师几乎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弟子们在她的骨灰中,发现了三颗真身舍利。它们以夺目的光华,预示着她不平凡的一生。这一生她洗尽铅华,终成正果。

    今天,人们用七彩莲灯来表达对于永恒圆满世界的虔敬,这份虔诚和尊重同样适用于每个人的内心世界。在今天,世出和世间的界墙已经十分模糊。每个人都在不断地超越自己。人们时常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体悟佛法的美妙。洗石庵的修行仍将继续,它还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启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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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央视大型佛教纪录片《千年菩提路》——以戒为师

    央视大型佛教纪录片《千年菩提路》——以戒为师

    这是第一部讲述佛教在中国2000多年传承和发展的纪录片。那些历史上最经典的佛教圣地、那些深刻影响着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高僧大德、那些穿越千年至今依然震撼着我们的精彩瞬间,在这部纪录片里将一一呈现……

     

    以戒为师:

     

    《以戒为师》解说词

    释法耀,已经在平兴寺生活了近两年。出家前,他曾是电台播音员,因为有良好的普通话朗读功底,自从他来到寺内,就承担起每年受戒仪式的戒本宣读。

    从每年6月15日开始,平兴寺进入“结夏安居”。整个夏天,法耀法师将和两百多位比丘生活在平兴寺内,期间谢绝外出。他们将在读书、打坐和诵戒中度过三个月的夏季。在律宗第九代祖师道宣法师著述的《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书中,结夏安居和忏悔、诵戒等被列入作持一门。道宣法师对安居的解释是:形心摄静为安,要期在住为居。

    结夏安居与众多戒律一样,出自佛陀驻世的时代。印度的雨季长达三个月,外出可能踩杀昆虫和草木的新芽,于是佛陀规定出家人停止外出,聚居一处专心修行

    戒律,产生于佛陀与弟子共同生活的约定,这就是戒律出现的背景。佛陀制定戒律的目的一个是为保障僧团的秩序,一个是为避免恶行对修持的阻碍。前者针对僧家的组织,后者针对僧人的个体。

    佛陀圆寂百年之后,各地的僧人将佛陀的教导集结在一起,历史上被称为“第一次集结”。其中最紧迫的工作就是理清戒律。

    这一年的安居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位僧人赶到平兴寺,参加受戒仪式。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出家多年了,能够再次领受戒体是心灵的又一次洗涤。这是修行中的大事情,比丘们表情严肃,充满期待。

    公元67年,西行的汉史回到洛阳。他们带回了佛经和佛陀的画像,随行的还有两位印度的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尽管戒律尚未传到中国,但这是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化的第一次伟大碰撞。

    东汉思想家王冲对一世纪流行于东汉社会的宗教有清晰的记述,但是在他的《论衡》里并没有提及佛教和僧侣。

    在戒律传入中国之前的两个世纪中,佛教的影响还仅限于宫廷,大多数人还不了解佛陀的思想。人们见到西方僧侣带来的佛像,只当是中国的神仙那样敬拜,点起香烛,呈上祭品,叩头祷告。这是三世纪中叶,中天竺僧人昙柯迦罗来到洛阳的所见所闻,精通戒律的昙柯迦罗被这一幕深深的触动了。此后,在白马寺昙柯迦罗译出了第一部汉文佛教戒律《僧祗戒心》。同一时期,西域安西国僧人昙谛也在白马寺译出了规范僧团组织规模的《昙无德羯磨》。至此,戒律和僧团组织章程都已齐备。中华佛教在历经了两百多年的思想准备后,终于迎来了一次伟大的实践。

    公元260年,一场特殊的宗教仪式在白马寺举行,这是一个注定要深深印刻在中国佛教史上的事件。

    这一天,朱士行依《羯磨法》登上戒坛,长跪于戒师面前。

    这一天,“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老传统被打破。

    这一天,在白马寺诞生了中国汉地第一位正式受得比丘戒的出家人——朱士行。

    这是平兴寺内一次庄严如法的受戒仪式,这样的仪式自唐初律宗创立以来,已经在中华大地上演行无数了。僧人们相信受戒之时,如果摄心专一,心无杂念,便能有十方天神前来护佑,得见光华瑞祥,见佛菩萨前来摩顶加持。

    七世纪的长安是世界佛教文化的中心。在这个世界之都的街巷中,到处可以看到僧人身影。在这个时代里,他们不仅是出世的修行者,还是学贯中西的学者和到达过许多神奇国度的探险家。

    公元667年,已经是公认的佛学领袖的道宣律师,最后一次来到京都以南终南山中净业寺。依据他新修订的《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结起戒坛,为僧众受戒。这一年,他七十二岁。

    昔日的净业寺,只有几间简陋的僧房。相传,道宣律师经常在山洞中打坐,定中参详律藏。每当此时,便有祥云出现,有天人为法师送来供养。

    在经历了几代高僧的努力和道宣律师几十年的潜心研究之后,用大乘教义解释《四分律》的中华律学体系,终于在唐初宣告完成了。

    净业寺中这次规模不大的传戒,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坐标。它宣告中华律宗诞生和佛教思想全面中国化的转变。

    传戒不久,这一年的旧历 十月三日,道宣律师于净业寺中圆寂。

    因为历史的原因,律宗的传承到元代就中断了。依戒修行受到了空前的威胁,而道宣律师著述的南山三大部在相传五百年后已经散失。中华佛教再次见到这些典籍,要等到民国时代。

    今天,我们有幸在平兴寺见到的传戒仪式,是经过这里众多法师历时多年遍查古籍,悉心参详后,逐步恢复的。

    这是南京郊外宝华山中的隆昌寺。自清初开始,每次皇家受戒都要从隆昌寺恭请戒师,因此宝华山被钦定为“律宗第一名山”。奠定宝华山律学宗风的是隆昌寺创建者寂光三昧法师与其弟子见月大师,他们是明末律学复兴的代表人物。这是一次艰难的努力,昔日的南山三大部已经尽数散失,见月大师倾尽一生的思考与实践,为后人留下了《随机羯磨》和《传戒正范》两部著作,终于给汉传佛教在明清时代的依戒修行留下了一线曙光。

    1982年,导演吴贻弓拍摄的电影《城南旧事》让八十年代的人们又忆起了歌曲《送别》的词作者,这位近代中国传奇的艺术天才——李叔同。中年的出家和苦修更为他传奇的一生增添了丰富的色彩。出家后的李叔同,法名演音,号弘一。由于他对《四分律》的研究和发扬做出了巨大贡献,后来的人将他奉为律宗第十一代祖师。

    清末民国时代,整个中国社会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社会的动荡导致寺院和僧家遭到破坏,那些世俗化的宗教陋习更遭至进步思想的强烈批判。这个时代的许多高僧和学者都在努力革除积弊,使佛教的精神重新融入社会的发展,挽救民心,振作文化。在众多高僧以不同方式参与其中的时候,弘一法师开始了他的律学研究和一丝不苟的持戒修行。

    天津市内的山东路绵延贯穿整个老城区。1921年,徐蔚如居士在这里创办了天津刻经处。当徐蔚如听说三年前出家的李叔同在研究律学,就急忙将刚刚从日本请回的南山三大部翻印后,托朋友送去,寄希望于通过弘一法师使这些凝结无数高僧大德心血的南山律学重新弘扬。这一年,本来已经着手研究唐代高僧义静带回国内的《大乘律》的弘一,经过慎重考虑,决心改学南山律,并在佛前发愿:愿倾尽此生,发扬南山律学。

    今天的平兴寺建在闽东太姥山中,从寺内可以看到山下的秦屿镇。相传,这里正是鉴真大师第三次东渡扶桑的出发地。民国中从日本请回的南山三大部抄本,正是由鉴真大师带到日本并保留下来的。

    1980年,在迎请鉴真大师坐像回国的时候,一位日本僧人问了一句:为什么中国的出家人大多高龄,看不见年轻的僧人?正是这个无意间提出的问题,促成了改革开放以后,佛学院第一批年轻僧人的正式招收。因为这个机缘,一位闽北大山中的年轻僧人来到佛学院学习,而十年之后,这个年轻的僧人开始与众多道友一起努力恢复昔日的戒律。

    按照南山律的规定,僧人应该恪守“过午不食”的作息,就是从中午到第二天的早斋之间不进食,于是常人晚餐的时间被用来安排集体坐禅。寺内的比丘和沙弥除病重的,全部参加。坐禅的活动从将近下午的四点持续到黄昏。

    平兴寺的生活,用来这里修行的一个师父的话说:平兴寺是出家人的天堂。比方说从佛教的最基本修持而言,戒、定、慧三学的修持。戒是一切修行的根本,一切功德都是由戒而生出来的,而且戒也是出家人安身立命的所依,法身的一个所依。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平兴寺就是能够成就一个出家人学戒和持戒,能够达到这样的成就,就是出家人最本分的、最基本的。这种戒的修持以及对戒律的进一步的研习,由此还能对定和慧进行进一步的研习,所以基于此才有了“平兴寺是出家人天堂”的这种说法。

    寺中一位师父说起,寺院得以从九十年代开始发展壮大起来,并非依靠信众的香火。当初,寺内的一位老僧发誓要闭“生死关”,就是要在关中证得真谛,直至往生。年青的僧人们被这个力量感染,也发誓要依律护关,直到老法师得证涅槃,而这个承诺九年后终于圆满。到老法师往生的时候,平兴寺已成为中国南方重要的学戒传戒寺院之一。

    按照律宗的规定,戒律不得向没有受戒的人讲说。

    弘一法师晚年,常用佛经中的故事向家人阐释戒律。

    在他的讲述中,佛陀似乎就在众人的眼前。

    以戒行止,就象生活在佛陀身边一样,成了无比幸福的事情。

    人们也从弘一大师那里理解了“以戒为师”。

  • 央视大型佛教纪录片《千年菩提路》——东行记

    央视大型佛教纪录片《千年菩提路》——东行记

    这是第一部讲述佛教在中国2000多年传承和发展的纪录片。那些历史上最经典的佛教圣地、那些深刻影响着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高僧大德、那些穿越千年至今依然震撼着我们的精彩瞬间,在这部纪录片里将一一呈现……

     

    东行记(上):

     

    《东行记(上)》解说词

    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从少年开始,被西域各国视作珍宝,但是母亲却预言他命运坎坷,将为传法身陷囹圄。天象预言他将入辅中国,两代 国君为他发动战争。他半生沦为囚徒,却建立了历史上最大的佛教译场。他翻译众多佛经,一千六百年来仍流布于世,而这些不及他平生所学的十分之一。

    他就是鸠摩罗什。

    关于他的出生,早就有许多美好的预言。鸠摩罗什的母亲姬瓦(梵语jīva)是一位美丽聪明的公主。在她的身体上,生有一个红色的痣。人们传说她将生育一位智者,因此西域各国的贵族都希望取她为妻,但姬瓦等待的却不是这些平庸的贵族。于是,有一天当一位来自印度的高僧出现的时候,龟兹的国王知道他将是姬瓦的丈夫。

    鸠摩罗炎,来自印度,出身婆罗门,世代国相。为求智慧而出家,他的才学震惊了龟兹的国王。国王强迫鸠摩罗炎娶公主为妻,大概就是天意吧!

    当姬瓦怀孕的时候,有一天她突然能讲印度语,国王请来了本国的大罗汉破解其中的原因。大罗汉说,姬瓦腹中的孩子乃是舍利佛的转世。公元343年,鸠摩罗什降生在了西域的龟兹。

    罗什降生后,母亲立志出家。六年后,耆婆带着六岁的鸠摩罗什出家修行了。

    在那个时代,这里分布着几十个国家,听高僧讲法是贵族们的特权。大型的寺院分布在绿洲之中,国王开凿巨大的洞窟,邀请世界各地的工匠描绘佛经上的故事,但是这个时候的龟兹还不是佛学的中心,所以在罗什八岁的时候,母亲带着他远行来到了印度北方最著名的佛学中心——罽宾(今克什米尔)。

    经过三年的学习,在通晓小乘三藏之后,鸠摩罗什与母亲返回了西域。途中经过沙勒国(今新疆喀什),这里保留着释迦牟尼的佛钵,曾经有一个印度国王用五百匹马都不能移动这件圣物。年少的罗什来到佛钵面前,将佛钵轻松举起。

    “我为什么呢将佛钵举动?”念头闪过的一瞬间,佛钵又沉重无比,落在了地上。罗什认为这是让他留在沙勒国的启示。

    罗什阅读着各种经典,在一般的僧人看来,外道经典不能沾染,而少年罗什并不在意。在沙勒国里,人们传颂着这位神异少年,国王都要把他视为上宾。终于有一天,一位青年学者来到了罗什身边,他是西域的贵族年轻的王子——须耶利苏摩。

    他为罗什解说大乘思想,这是罗什佛法学习中最重要的时刻,生命的方向因此改变。从这一时刻起,鸠摩罗什逐渐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大乘学者。光阴荏苒,天才少年逐渐成熟,到了实践和传播大乘思想的时候了。

    在返回龟兹的路上,年轻的鸠摩罗什战胜了所有的外道,越是靠近龟兹,他的威望就越高。当回到家乡的时候,鸠摩罗什已经成为西域大乘佛教的领袖。国王出城迎接,鲜花铺满道路,这一天成为龟兹百姓的节日。在鸠摩罗什二十岁的时候,他可以正式出家,受比丘戒律,国王为他修建了新的寺院。此后的许多年里,在塔里木河的河畔,克孜尔寺院成为西域大乘佛法的中心。人们竞相传颂智者的思想,贵族拜服在地,让他从身体上走过步上讲坛,以此为莫大的荣幸。

    一个曾经的预言笼罩着鸠摩罗什,当年路过北方的一个国家,雪山下的道路上,有一位罗汉等着从罽宾归来的母子。罗汉告诉罗什的母亲:“这个少年学僧如果到三十五岁不破戒,必然有惊天动地的作为,可以将佛法流布世界,度化无数人,否则只能是一个普通的法师。”预言的深意无人能解,但三十五岁的日子已经到来。

    那一年,两名东土的和尚远行西域求取佛经,他们见到了鸠摩罗什。于是,关于神僧的故事开始在中原流传,也是那个时候,远在东方的长安,中国皇帝的星官看到夜晚的天空有巨星彻夜照耀着西方的分野,预言将有智者入辅中国。

    母亲即将远行此去印度,她希望母子同行,像三十年前一样,却知道鸠摩罗什身负使命,于是留下预言:罗什此生担负佛法东传,但此行道路曲折艰难,战火即将吞噬故乡,自己的儿子必然历尽人生煎熬。母亲的预言罗什完全了解,心中却义无反顾。

    东方的帝国正在崛起,皇帝苻坚要恢复汉朝的版图,他派遣大将吕光率领七万铁骑,扫荡西域,一心要得到被西域视为珍宝的神僧鸠摩罗什。西域三十六国无法阻挡强大的军队,龟兹国王逃向西方,鸠摩罗什成为吕光的俘虏。征服西域的吕光不能识别真正的宝藏,两万匹骆驼拉回抢夺的金银财宝,却对高僧鸠摩罗什百般凌辱。这次战争历时四年,中原已经沧海桑田,苻坚的帝国尚未征服天下就已瓦解。回归中原的吕光,在凉州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吕光不信佛教,曾对鸠摩罗什百般凌辱,但罗什不计前耻,在大军返回中土的路上,提醒吕光将有洪水发生。吕光不信法师有如此神通,当夜果然山洪爆发,卷走数千生灵。罗什痛惜生灵涂炭,只能彻夜超度。吕光开始惧怕,将罗什扣留凉州。

    鸠摩罗什在凉州住了十七年,东传佛法的脚步并没有因此而停下来。恰如上天创造的机会,给了罗什十七年的时间,掌握中国语言,了解中国文化。

    十七年,人间又是几度沧桑,新皇帝替代了旧王朝。后秦的姚兴入主了长安,为使国家振兴,他几次派人去凉州迎请鸠摩罗什。直到吕光身故,吕氏政权摇摇欲坠,姚兴派遣大军扫荡西北,终于迎请鸠摩罗什来到了长安。

    法师的到来,惊动了天下。译场建在了逍遥园,逍遥园面对的圭峰,酷似释迦牟尼初传法语的灵鹫山。鸠摩罗什相信这是佛主的指点,于是在这里修建草堂寺,各地的僧人涌向草堂寺。史书记载,这一年,通往长安的官道上满是年轻的僧侣和学者。圭峰下,遍布几十座寺院,五千僧俗跟随鸠摩罗什学习佛法,抄录的佛经于是流传大江南北。

    鸠摩罗什译出《金刚经》,以金刚不坏之法,破除一切执迷妄想。

    又译《维摩诘经》,洞开九天玄想,打动中原学士。

    此后,大乘经典不断译出,中土高僧纷纷涌现。皇帝姚兴常常亲来听法,皇宫大臣捐资助译,但是鸠摩罗什声望日高,皇帝姚兴开始恐惧。姚兴深谙帝王心术,借口要保留高僧圣种,赐给鸠摩罗什十名宫女为妾,要以破戒压服法师的威望,罗什为使译经顺利完成,违心接受。寺中僧人多有议论,言语轻慢,意欲效仿。法师聚集弟子,取出一钵铁针,当众吞下,告知:“如能做到,尽可学我,否则各自持戒修行。”弟子各个惊服、惭愧。这是记载中,鸠摩罗什在长安唯一一次显示神通。

    鸠摩罗什劝告大家:“身如污泥,心向莲花。”

    转眼鸠摩罗什在中华译经已经十二年。忽如一夜,远方有神咒召唤。鸠摩罗什知道已经是离开的时候了。

    往生之前,曾当众立誓:“若平生所传佛法无误,身体焚化后,口舌不烂。”于是,告别弟子。

    公元413年(晋安帝义熙九年即姚秦弘始十五年),旧历四月十三日,鸠摩罗什在长安草堂寺圆寂,舌头化成的舍利留在了草堂寺。正在人们无限惋惜的时候,有外国沙门告诉中土弟子,大师十二年所译佛经不及他一生所学的十分之一。他在长安培养了大批学僧,许多成为开宗立派的高僧,但罗什因为自己破戒,不承认平生有一位弟子。只留下来众多翻译的佛经,开创了汉传佛教和中华文化的全新面貌。

    这些佛经今天已经流布世界,根据今天学者的研究,被确认为罗什翻译的佛经包括: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三十卷

    又称大品般若经。旨在阐明般若波罗蜜之法。为大乘佛教初期解说般若空观之基础典籍。

    《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十卷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之异名,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译出之前已部分流传。应当时中原僧人要求译出。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

    略称《金刚经》。在我国佛教史上极受欢迎,广为国人所讽诵与研读。

    《妙法莲华经》七卷

    略称为法华经、妙法华经。为大乘佛教要典之一。妙法,意为所说教法微妙无上;莲华经,比喻经典之洁白完美。在佛教思想史、佛教文学史上,具有不朽之价值。

    《维摩经》三卷

    又称维摩诘所说经、维摩诘经。本经系基于般若空之思想,以阐扬大乘菩萨之实践道,说明在家信徒应行之宗教德目。据历代之经录记载,维摩经之汉译有七种,而诸译本又以罗什所译流通最广。

    《思益梵天所问经》四卷

    本经系概述佛为网明菩萨与思益梵天等诸菩萨说诸法空寂之理。说大乘之实义而破小乘之偏小。

    《阿弥陀经》一卷

    译于公元402年。简洁流丽,诵读者最多。内容叙述阿弥陀佛西方净土之清净庄严,诸佛真诚赞叹众生之往生净土。是净土宗的根本经典。

    《大智度论》一百卷

    为印度龙树著。系诠释大品般若经之论著。“大智度”为“摩诃般若波罗蜜”之意译。可谓为当时之佛教百科全书。本书不仅为印度唯识思想形成的重要典籍,而且是密教思想之先驱,为真言陀罗尼之根源。

    《中论》四卷

    即根本中颂。为古来三论之一。本书据考证系龙树初期之作,为三论宗所据之主要论点。

    《十二门论》一卷

    龙树著。为三论宗重要依据之经典。本书立十二门以发挥大乘空观,为中论之纲要书。

    《百论》二卷

    本论内容继承龙树“中论”之说,以大乘佛教之空、无我等义理。破斥数论、胜论等外道之执见。该书梵文原典及藏译本皆不传。

    《大庄严经论》十五卷

    马鸣造。系广集佛陀之本生、佛陀在世之事迹。乃至于撰者之时代,有关诸种善恶因缘譬喻之故事,以导人入于正信为要旨之书。一九○八年,本书有法文译本出版。

    《成实论》二十卷

    又作诚实论。诃梨跋摩著。为成实宗之根本经典。

    《十住毗婆沙论》十二卷

    龙树造。本论系要约华严经十地品(十地经)经文之大意所作之诠释。本书第三十五品第九篇之易行品为净土门之重要典籍。

    《马鸣菩萨传》一卷

    记述中印度佛教哲学家、诗人马鸣的思想、著述和事迹。是佛教传记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

    《龙树菩萨传》一卷

    本书记载古代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学派”创始人龙树之生平事迹。

    《提婆菩萨传》一卷

    记述古印度佛教哲学家、大乘中观派的理论奠基人之一、龙树弟子提婆的思想、著述和事迹。

    《十诵律》六十一卷

    又称萨婆多部十诵律。本书将戒律分为十项(十诵)叙述。故有此称,为萨婆多部(部派佛教说一切有部)之广律。是佛教史上五部戒律之一。译出后在南方广泛传播,对中国佛教和僧团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东行记(下):

     

    《东行记(下)》解说词

    这是鸠摩罗什出生的地方——新疆的库车。今天,生活着十几个民族,历史已经改变了它的面貌。十三世纪之前,这里经历过十几个世纪的佛教文明,史书上被称为龟兹。询问当地的老人,仍然记得一个来自土火罗语的古老名姓——库马拉姬瓦(Kumārajīva ),这个名字在汉语典籍中被译为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的父亲来自印度,带有婆罗门的姓氏——库马拉(Kumāraj),母亲姬瓦(jīva)是龟兹的公主。

    一千多年来,人们曾经用不同的词汇描述他——贵族、舍利佛的转世、精神领袖、囚徒、神僧、魔术师、翻译家。他被人敬仰,被人误解,被人诋毁,也被人怀念。身处同一时代的道安与鸠摩罗什从未谋面,但对罗什的期待却萦绕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的时代距离佛教传入中国已经三百多年。这期间,中华佛教的每一次进步,多是伴随着一部经或是一部论的传入而引起的。许多时候,一个残本的获得就足以让众多僧人惊喜若狂、法喜充盈,但是作为这个时期佛教界的领袖——道安也认识到单凭一部经、一部论,还不足以阐释佛陀的完整教义,不足以支持汉地佛教的发展。

    道安这个时期,佛教虽然在民间开始已经有相当的影响,但是在佛教经典义理的理解上面,应当说还不是很透彻,所以说道安的历史地位也正在这一点上,他看到佛经的翻译比较迁就中国人的习惯,语言的习惯,是不是符合于佛经原来的意思这方面大概都存在问题。

    道安法师他发现当时中国佛教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戒律不全,所以以前就派人去龟兹取过戒律,也取过经,所以这样他就对西域的情况有所了解,都传说西域有一个年轻的和尚,鸠摩罗什这个人非常有才气,而且是崇尚大乘。

    公元379年,来到长安的道安就以前秦国师的身份,力劝皇帝苻坚到西域寻找传说中的大乘神僧。在远僻都市的山谷中,道安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立译场。

    道安是中国历史上使佛教研究走向深入的关键人物。现在道安只能等待,等待皇帝派遣使者西行,等待西域大乘高僧奇迹般的出现。这个时候距离汉传佛教开宗立派辉煌时代的到来,还有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道安是否已经意识到自已将是这个进程的起点。

    公元385年,他怀着遗憾离开了。终于没有见到他期待已久的鸠摩罗什。

    当道安还在四处搜寻汉地残缺的大乘佛经的时候,西域正在经历着波澜壮阔的大乘佛教运动。鸠摩罗什作为这场变革的领袖,通过与外道及小乘僧人的无数次的交锋,确立了大乘佛教在西域地区的影响。

    他在西域非常受人推崇,西域各国的国王都要来听他讲经。听的时候,对他都非常恭敬,踩着国王的背,登上大宝座。

    直到公元382年,那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淝水之战即将爆发。迎请罗什的计划,终于付诸实施。皇帝苻坚已经统一了北方,他相信前秦强大的军队足以摧毁江南的政权,但同时他也认识到单靠这样的武攻是不能折服汉人的,起码不能持久。苻坚需要这样一个人,他能够服从自己,能够以高超的智慧降服江南的名仕和儒生,又能够以巨大的神通震慑北方其他民族的精神领袖。

    对中国佛学、佛教的引入是非常积极的,他要将这种佛教文化融入到汉文化里面去,那么他就有别于南部中国和那种所谓以正统自居的汉文化,他想用此作为统一中国的思想基础。

    史书上提到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当时西域的车师、鄯善等国受到龟兹的打压,因此多次请求苻坚西征打击龟兹。

    公元383年,苻坚正在调集六十万部队,跨过长江统一中国。与此同时,一支精锐的骑兵已经穿过了茫茫戈壁,传说中的神僧鸠摩罗什就在眼前。经过两年的战争,苻坚的大军征服了西域,但前秦政权却因为淝水之战的惨败,而顷刻瓦解。苻坚没有见到西域的神僧。公元385年,死在了终南山的旧庙当中。

    作为苻坚派往西域寻找高僧的将军,吕光不信佛教。历史记载,吕光从容战胜了西域诸国七十万的援军,也记载了他根本看不起那个所谓的西域高僧。他和他的部下甚至以各种手段戏弄这个僧人,给他骑烈马,把他灌醉后脱光衣服和女人关在一起。吕光没有看到任何奇迹的发生,没有看到高僧的愤怒和魔法的出现。这一切直至遇到那场突如其来的山洪,终于改变了。正像鸠摩罗什预言的那样,山洪夺去了上千士兵的生命。在吕光看来,突然之间,好像有一种特别的力量,附着在这个年轻僧人的身上,这种力量让吕光恐惧。更让他痛苦的是,他越是怀疑鸠摩罗什的判断,那预言就越是应验。他越是依赖这位神僧,就越是忐忑不安。吕光以及整个底族部落的命运,似乎都被某种力量左右着,他们漂泊在动荡残酷的时代中,除了对战利品的贪婪,内心无法获得丝毫的慰藉。与他的俘虏相比,吕光自己更像一个失败者,一直到生命结束,他也没能走出这样的疑惑。

    鸠摩罗什被阻隔在凉州的时候,一队衣衫褴褛的僧人来到流沙河前,其中三个身体弱的终于返回了,剩下的法显和慧景进入沙漠。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只能以太阳辨别方向,以人骨识别路标。途中经过的十余条河流,只能凭借悬索才能渡过。到达小雪山的时候,遇到暴风雪,慧景已经不能动弹,他让法显继续前进,自己被冻死在雪山上。就这样,法显穿越了西域三十多个国家,最终到达了印度北方。同样的时代,从海路去印度取经的高僧往往遇到这样的结局——他们不得不在风浪中,被商人要求弃离大船,然后口颂佛号,消失在波涛之中。无论是战争,还是自然的艰险,一切都没能阻挡佛法东传的脚步。

    公元399年,在法显西行的同一年冬天,一个年轻人正独自走在大雪覆盖着的凉州城外。这一年,他只有十七岁。今天的人是否能理解这位一千六百年前的青年。他幼年即成为孤儿,靠出租父亲留下的书籍度日。在阅读这些儒道经典之后,最终被旧译的《维摩诘经》打动。现在他远行两千多里,来追随被困凉州的佛学大师,内心是如此的美好和迫切。

    僧肇,是魏晋以来,新兴知识分子的代表,与道生、僧叡、道融等一批青年人一样,在追随鸠摩罗什多年之后,成为中国佛教许多宗派的奠基人。僧肇被鸠摩罗什称为中华解空第一人。在鸠摩罗什身边的岁月是匆忙和快乐的,他把全部的经历投入到学习、译经和传法当中。在他圆寂的时候,年仅三十一岁。

    姚兴,后秦统治者。公元393年,在长安登基。与苻坚相比,虽然同样有着统一中国的野心,但他没有苻坚那样强大。所以他必须比苻坚睿智,而且要更有耐心,这就是为什么他一定要等到吕光身故,才率领大军扫荡西北。

    公元401年,姚兴终于得到了人们期待了十七年的高僧鸠摩罗什。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如他希望的那样顺利。在草堂寺建立译场的消息一经传出,来自各地的甚至是敌国的僧人和学者,纷纷涌向长安。在政治上,姚兴也迎合了这种氛围,停止了与东晋的紧张对峙,甚至割让部分土地以示修好。鸠摩罗什正在成为整个帝国佛教信仰的核心,草堂寺里发出的声音都让贵族、士大夫、将军乃至官僚和百姓们欢欣鼓舞。正当草堂寺逐渐成为文化精神中心的时候,皇帝姚兴给鸠摩罗什送来了十名宫女,宣布要保留高僧的神奇种血。历史上没有记载这个事件的真正动机,但是以他对佛教的了解和对政治手段的掌握,我们只能这样认为姚兴的这种安排并非出于无知或草率。这样的安排使鸠摩罗什搬出了草堂寺。据说,为了证明自己不会被这种生活干扰,鸠摩罗什当着所有僧人的面,将一钵铁针吞了下去,众人看到后目瞪口呆。鸠摩罗什将破戒和译经比喻为臭泥中生莲花。告诫众人“但采莲花,勿取臭泥逐渐”。

    历史上的姚兴,在位二十二年,之后的后秦帝国很快瓦解了。一千多年以后,只有当人们谈起鸠摩罗什的时候,才偶尔说起姚兴的名字和后秦的国号。

    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几个世纪的西域百姓相信他是舍利佛的转世;帝王认为他可以预言灾祸;信徒笃信他可以凭借神咒穿越时空,与天人问答;后世的僧人记载,他可以铁针穿腹,而不受伤害;面对战火,他不肯躲避,沦为囚徒,却借此使佛法东传。

    考古学者在新疆的佛塔下,发现了奇怪的墓葬。一些专家认为,这是他被吕光俘虏后被迫破戒,留下的妻儿。在今天的西安郊区,还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村庄,传说这是姚兴强迫他接受十名宫女后,留下的后代。

    这些充满争议的传说,难解的谜团,相互矛盾的史料记载,构成了鸠摩罗什复杂传奇的生命旅程。

    他的学生里出来的一些人,后来都成为大乘各宗的创始人。

    直接平移了公元一世纪到公元五世纪这个阶段主要的终端方面的思想,这些思想最后在中国佛教界引起了巨大的波澜。

    既能够准确地表达经典的原意,又能适应本土读者的阅读习惯。

    在隋唐时期,这个系统的思想成为三论宗。他所翻译的《妙法莲华经》成为中国佛教史上隋唐时期第一个宗派——天台宗的立宗的宗经。他所翻译的《阿弥陀经》和《观无量寿经》,特别是《阿弥陀经》成为净土宗的立宗的非常重要的经典。

    作为罕有的佛学大师,鸠摩罗什甚至没有留下自己的著作。除了转译佛陀的训戒和前辈大师的论书之外,留在世间的话语只有对弟子的鼓励和对同辈僧人就解说教义的书信。

    他的译场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佛教精英,而他却因为破戒,不承认曾经有一名弟子。

    他历经十二年,译经三百卷,而这些不足他平生所学的十分之一。今天的人甚至无法想像他所掌握的那些古代智慧究竟涵盖了什么?究竟有什么样的力量?但是有一点毫无疑问,他改变了中国佛教乃至中国文化的面貌。通过他的翻译和推广,系统的佛学思想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流布世界。

    自由是真实的,可以超越物质和生命的束缚,可以破除无知与狭隘,将箭雨化成鲜花。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终其一生无缘阅读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但是阅读他的生命历程,得以见证自由与觉悟!

    《金刚经》上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 央视大型佛教纪录片《千年菩提路》——净土信仰

    央视大型佛教纪录片《千年菩提路》——净土信仰

    这是第一部讲述佛教在中国2000多年传承和发展的纪录片。那些历史上最经典的佛教圣地、那些深刻影响着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高僧大德、那些穿越千年至今依然震撼着我们的精彩瞬间,在这部纪录片里将一一呈现……

     

    净土信仰(上):

     

    净土信仰(上)》解说词

    这是公元379年春夏之交的襄阳,在北方复秦铁骑破城而入的那一刻,释道安,这个为中原出家人制定了最早的修行仪轨的佛学宗师,独自一人趺坐在曾经盛极一时的檀溪寺。就在半年多前,法师送走了所有的弟子。与早年经历的种种离乱无常相比,这场永不复相见的师徒分别,对于六十七岁的道安来说,无疑更多了几份暮年的惨痛,然而后来的历史证明,就是这些被迫流亡各地的僧人最终促使道安“道流东国”的理想日渐变成现实。

    那是一个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时代,数以百计像襄阳那样惨烈的杀戮和争斗改变了这边土地上无数人生命的轨迹。此时的佛教思想就像应急而生的一粒智慧的火种,照亮了越来越多的渴望慰藉的无助心灵。

    公元381年初春,一位风尘仆仆的僧人在江西的庐山之巅久久驻立。这个当初一心想去广东的山西忻州人,不会想到他与这座云蒸霞蔚的大山早已注定了一生的因缘。此后三十余年间,依托这座大山,他建立起了当时中国南方最赋盛誉的僧团,香火传续,影响至今,而庐山也因为他的到来,名扬天下。

    他就是两年前,在襄阳拜别师父道安,南下传法的释慧远。

    在庐山北麓的剪刀峡,有一座龙潭古寺遗址,跟其他几处相传为慧远初到庐山时的驻锡之地一样,这里地势偏狭,紧临登山古道,可以想见在最初的日子里,慧远和庐山还都是清静而悠然的。直到五年之后,从这里南去约三华里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宏大的寺庙。庐山,这才慢慢走入世人的视线。这座寺庙就是东林寺。

    公元2007年8月,一个由一百多人参加的第三届净土文化夏令营在东林寺如期开营。这些来自中国各个省份的营员中,有老师、有医生、有商人、也有大学生。

    闻钟声,烦恼清。智慧长,菩提增。

    在这些营员看来,这短短的五天不仅仅是一个体验、了解传统文化的有意义的假期,同时也是一次舒解压力、洗涤身心的精神之旅。

    清晨,冒着蒙蒙细雨,在出家人的引导下,习惯于纷纷扰扰的人们难得的放慢了他们的脚步。尽管今天的庐山早已成为名满天下的旅游胜地,但这声声佛号依然宣示着这里跟外面世界的距离一如一千六百年前那样。

    据记载,一千六百年前,刚刚建成的东林寺清泉环阶,白云满室。整个道场可谓“洞尽山美,清幽离俗”,但是此时的南方不仅禅法匮乏,而且佛经不全、律藏残缺。为此,慧远驻锡东林后,很快就派出弟子法净、法领等人踏上了前往印度的漫漫征途。如今,保存在东林寺的这个南北朝八方礅,记录的正是这次西行求法的壮举。十多年后,这些僧人带回华严等梵经两百余部,成为庐山第一批重要经藏。

    今天东林寺北侧后山上,这座小高台名叫译经台。一千六百年前,慧远就是在此创设了中国第一个私立佛经译场。第一个被延请而来的译师是古印度沙门僧伽提婆。在这里,他译出了《三法度论》两卷、《阿毗昙心论》四卷。慧远亲自作序提倡,由此开南方毗昙学的端绪。十多年后,又有一位古印度高僧来到东林,他的名字叫佛陀跋陀罗。在这里,他译出了《达摩多罗禅经》两卷,这位对中国南方佛教有过诸多贡献的佛学大师,此后遍游江南,最后却仍然终老于庐山。今天,东林寺内这座舍利塔,不仅表彰着佛陀跋陀罗个人的宗教热忱,同时也印证了他对东林寺、对慧远深深的认同。事实上,早在佛陀跋陀罗初到东林寺时,庐山已是中国南方佛学重镇,而慧远也已成为誉满天下的一代宗师。据《高僧传》卷六记载,早年的慧远“博综六经,尤善庄老”。尽管听闻道安法师讲经后,曾感慨:“儒道九流学说,讲得都只是些皮毛啊”,但依然皈依佛门以后,慧远又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据说有一次,道安法师讲《法华经》,有听者对某些义理实在无法明了,慧远便引中国本土老庄思想的名词来比附,顿时听者由疑惑转成晓然。或许正是慧远的博学聪慧以及他自觉自发的使命感,使一向反对这种名为“格义”的佛学解释方法的道安,不仅默许慧远加以运用,并且常说:假如将来有人能使让佛法在中国光大,这个人应该就是慧远了。

    “崇岩吐清气,幽岫栖神迹。希声奏群籁,响出山溜滴。有客独冥游,径然忘所适。挥手抚云门,灵关安足辟。流心叩玄扃,感至理弗隔。孰是腾九霄,不奋冲天翮。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这首《游庐山》是慧远所写。诗中借庐山胜景抒发作者怀仁山林、隐居求智的意趣。怎样才能不斩春天之雨,却能奋飞于九霄云天呢?神游庐山的慧远在诗的结尾处,对佛法的微妙不可思议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那是一段佛教初传的岁月。据史料记载,慧远驻锡庐山后三十余年间,隐不出山,迹不入俗。不仅每天坚持登台讲经,而且每每率众行道昏晓不绝。这种“学修并重”的道风在玄坛盛行的东晋,无异于一股清流,吸引着越来越多有志佛学的世人,也正是慧远及其僧徒这种修学实践标志着中国佛教由单纯对义理的探寻,向真修实证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这部《般舟三昧经》译自东汉的支娄迦谶,是慧远早朝修习禅定所依据的主要经典。依本经修行,可使一切诸佛皆现在前。相传,慧远曾在梦中三次见佛,然而凭借慧远多年的修学积累,这样的体验据说在当时的修行者中依然堪称奇迹,那么那些年轻僧徒呢?那些刚刚从玄坛的儒生中皈依而来的世人呢?他们修行实证的门径又在哪里?作为越来越庞大的庐山僧团的领袖人物,慧远显然必须思考这些问题。这一时期,鉴于弘法实践中遇到的种种问题,慧远先后写出《明报应论》、《三报论》、《法性论》等佛学著作,用中国读书人熟悉的语言全面阐述了佛教关于六道轮回、因果业报、法性常住等学说。为僧团的进一步实修,打下了理论基础。

    “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当此时仍远处西域的鸠摩罗什看过《法性论》后,不禁惊叹在这个国度还没有看到《涅槃经》译出,但《法性论》所说的俱与涅槃佛理暗合,难道不是很奇妙吗?于是,称慧远为“东方的护法菩萨”。据说,从此许多西域僧侣每当焚香理佛常东向起首,表达对慧远及其庐山僧团的敬意。

    公元401年,受尽磨难的鸠摩罗什来到长安,开始了他长达十三年的译经生涯。消息传到庐山,慧远欣然提笔遣书通好,并赠以衣、财、法物。鸠摩罗什则每书必复,宣说阐释,勉励备至。这部《大乘大义章》完整收录了当时两位中国佛教巨擘的来往书信。慧远带着自身的实践背景与佛学素养,与鸠摩罗什古印度式的佛教思维积极展开接触与切磋。他们的思想如两条奔流的大河碰撞交汇、华章迭起。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真正明了慧远和鸠摩罗什相互给对方留下了怎样的影响,确定无疑的是这场发生在一千多年前的对话,在此后的中国佛教史上,长久缭绕着清晰的回响。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在鸠摩罗什就法性、真迹、梦中见佛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后,慧远开始把目光投向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并最终为庐山僧团,也为后世的佛教信众们,指出了一条真修实证的重要路径——那就是观想念佛,往生弥陀净土。

    净土是佛教中一种十分重要的观念。佛教认为净土是指十方三世诸佛菩萨所居的无尘世六道之苦的清净世界。佛经中说:十方三世诸佛菩萨,为救度众生,以各自不同的大悲愿,创造了无数净土。六道众生只要潜心修净、不存怀疑,就有可能脱离六道诸苦,抵达诸佛菩萨的世界。净土信仰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佛教初传时的东汉。最早,被人们敬仰的净土是弥勒佛的兜率天。据说,慧远的师父道安法师就曾与七名弟子相约死后往生弥勒净土,但是随着新的佛经不断传译,这部《佛说无量寿经》由三国曹魏康僧铠译注。一块完美不可思议、殊胜无以伦比的净土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这就是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

    如今,保存于敦煌洞窟中的大量有关西方弥陀净土的壁画“净土变”,虽然反映着不同时代人们对西方极乐世界不同的想像,但所有这些壁画无一不对弥陀净土致以无上的顶礼、无比的赞叹。一次释迦牟尼给他的弟子舍利佛讲经时说:从这里一直向西去,经过十万亿那么多的佛世界后,有一个佛国名为极乐。极乐佛国的佛主是阿弥陀佛。为什么称为极乐呢?因为在那个佛国的一切众生没有种种痛苦,只会享受其他一切世界所没有的种种快乐。为什么佛主称为阿弥陀呢?因为那尊佛具有无量无边的清净光明,能照彻十方无量无数的佛国,没有一点点障碍。释迦牟尼又说:阿弥陀佛未成佛前,叫法藏比丘。曾发四十八大愿,每一愿都能度众生成佛,并且发弘愿说所有十方一切众生在我成佛之后,若能念我名者,皆可成佛。

    凌晨三点多,小和尚胜智就开始了一天的修行功课。胜智,十九岁,甘肃张掖人。十六岁时,由舅舅亲自剃度出家后,他曾到江西云居寺等禅宗寺庙参学,但不久还是皈依了东林净土。由于还只是一个沙弥,除了日常的功课,胜智还是寺院课堂支客僧的一名助理。胜智说,师父告诉他,智慧高超的大德可以凭一条偈语开悟、了生死。我们众生做不到,就要多念佛、多学习,依靠佛主的愿力,消除我们的业障。其实,佛教修行中,这种除了自己勤奋精进,同时以坚定的信心乞请诸佛菩萨的大悲愿力加持,正是由东林祖师慧远所首倡,是净王宗开宗立派的端绪。

    虽然,后来的一千六百年中,净土宗的修行仪轨历经简化,但这种僧众们集结一处,连续七天专心诵经朝佛的“打佛七”活动,在今天的东林寺仍然是一个传统,长行不辍。东林寺大雄宝殿东北侧的这个白莲旧社,很少为今天的人们所知,但提起它的前身——般若台经社,却是大名鼎鼎。因为就是在这里,曾发生过一个大事件,这个事件对中国佛教的影响之深之远,至今已经持续了一千六百多年。

    公元402年,是中国佛教史上划时代的一年。这一年,北方长安的鸠摩罗什译出了印度净土思想的又一部重要经典《佛说阿弥陀经》。这一年,南方庐山的慧远携僧俗道友共一百二十三人,在东林寺般若台经舍的阿弥陀佛像前,建斋立誓,齐心发愿,潜修念佛法门,以期共生西方极乐世界。

    夫缘化之理既明,则三世之传显矣。迁感之数既符,则善恶之报必矣。推交臂之潜沦,悟无常之期切。审三报之相催,知险趣之难拔。

    传说,此次集会前,慧远率众于东林寺前凿池栽种白莲,中国佛教史上便称此次集结为“结莲社”。据有关专家考证,慧远的结社念佛属“观想念佛”,不同于今天的“称名念佛”。所谓“观想念佛”,是指在禅修的基础上,根据佛经的记载,构想出一个可知可感的西方极乐世界,一心不乱地观想佛及佛国净土的种种殊胜、种种微妙,以求达到“佛我合一”的修行境界。

    刘程之、周续之、雷次宗、宗炳、道敬、道生,这些莲社成员中,有的是著名隐士;有的是当世大儒;有的是名重一时的高僧,他们带着各自不同的学养,不约而同地集合在慧远的身边,拜服于阿弥陀佛像前,预示着公元402年这一年必将给后世的中国佛教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而慧远因为这次结社念佛,在僧俗各界的声望也达到了顶峰。这一年,慧远六十六岁。

    据《高僧传》记载:慧远,神韵严肃,容貌举止之端庄,令人畏惧。传说,有位僧人曾想送慧远一件竹如意,在庐山住了几天,竟不敢靠近大师,最后只好把竹如意留于客床上,悄然离去。还有一位叫慧义的法师,向来恃才傲物,声言在听慧远讲经时,定要发起问难,但来到慧远肩旁后,却紧张战栗、汗流浃背,始终不敢出声,不得不拜服而去。然而在后世许多人眼中,慧远又是一个相交遍及天下的人。当年,随着庐山的声誉日渐提高,进山前来拜访的名流络绎不绝。这些人中,有豪族世家,有官府大员,有百战将军,有当朝权臣,甚至还有造反的巨寇,而慧远则来者不惧,各个相顾畅谈,并不理会旁人的议论。惟送客时及其讲究,从不肯越过寺门前的虎溪半步,或许大师正是要用自己的行为,昭示出家人超脱凡俗、不理世事的特殊身份。

    这篇《沙门不敬王者论》是慧远的又一传世名篇。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慧远早年广交天下积累的善缘,助他在政权频繁更换的南朝保全了庐山僧团,同时也为后世出家人“不跪王者,不拜权贵”的传统做出了规范。

    这卷《白莲社图》由北宋书画家张激所作,是历朝历代许许多多同一题材画作中的一幅,画中十八高贤的洒脱山水,表现了画家对白莲结社的神往。虎溪边上这一僧一道一俗三人,则讲述着中国佛教史上一个著名的典故——“虎溪三笑”。

    天色将晚,慧远送相约来访的陆修静和陶渊明出东林寺。三人一路走着,相谈甚欢,忽闻远处有虎吼叫。原来,不知不觉间慧远送客已走出山门,越过虎溪。三人不禁相视,会心大笑。这则儒释道三位长者其乐融融的故事流传久远,意味深长。而慧远,据说这是他驻锡庐山三十余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越过了虎溪。

    公元461年八月初六,慧远在庐山圆寂。圆寂前,有门徒请饮用豆豉浸成的药酒,不许。又请饮米汁,但因过午不食,仍不许。再请饮蜜和水之浆,乃命人翻查律典,看是否可饮。不料,律典尚未翻到一半,大师已飘然离去。

    吾自知命之年,托业此山,自审有毕尽之期。乃绝迹外缘,以求其志,不觉形与运颓,已八十三矣。时至,欲厝骨于松林之下,即岭为坟,与土木同状。

    大师一生弘传佛法,勤学精进,持戒精研。虽身居山林而胸怀天下,身体力行,为天下出家人谋划安身立命的长久之策不遗余力。尤其晚年,首成念佛法门,为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大师走后,弥陀净土的念佛法门日渐光大。大师及其师父道安法师理想中道流东国的时代也正慢慢走来。

     

    净土信仰(下):

     

    《净土信仰(下)》解说词

    公元1920年,一个日本考察队穿越北部中国,走进山西太原附近的石壁山,这是一个国际学术界考古与发现的黄金时代。常盘大定,日本著名汉学家,在有关这次旅行的记述中,常盘大定说:“这次前往石壁山所经历的艰苦,简直就像唐三藏的西天取经一般。”然而,对于这位日本佛教净土真宗的长老来说,这又是一次朝圣之旅。正是在吕梁山区的这个偏僻之地,常盘大定用他背来的玻璃底片拍下了这座古老寺院的真容。从此,日本佛教净土宗人终于找到了他们寻访多年的祖庭。从此,一座长期仿佛只存在经典之中的重要寺庙再一次回到世人的视野之中。这座寺庙就是玄中寺。

    玄中寺,位于山西太原市郊交城县西北约 十公里的石壁山中。今天玄中寺的香火不算旺盛,但早在一千多年前,这里却先后驻锡过中国佛教净土宗的三大祖师。正是从那时起,弥陀净土信仰从士人阶层迅速向中国民间流传,进而开宗立派,并远播朝鲜、日本,而玄中古寺也成为继庐山东林寺之后,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又一个祖庭。

    公元529年,中国佛教历史的星空中出现了又一个山西忻州人的身影。当他在北朝都城洛阳巧遇著名佛经译师菩提留支,并获赠《观无量寿经》及《往生论》时,这位曾经一心寻访长生之术的僧人或许不会想到中国佛教又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时刻。

    这位山西忻州人就是中国佛教净土宗的第二位祖师——昙鸾。此时距离慧远在庐山圆寂已经过去一百一十三年。据唐代道宣的《续高僧传》卷六记载,昙鸾少年出家,内外经籍,具陶文理。在为《大集经》作注时,昙鸾曾积劳成疾,后虽得痊愈,却深感生命脆弱短促,于是遍访长生不老的方法,说等修得了长生之术,再弘传佛法,不也是一件很好的事吗?

    据说昙鸾此后远赴南朝,果真访到著名道人陶宏景,求得仙方十卷。正当昙鸾回归北魏,准备依仙方修炼时,却在洛阳与菩提留支不期而遇。永宁寺,北魏皇家寺庙。一千四百多年前,就是在这座当时世界上最宏大的寺庙中,发生过这样一场对话:

    鸾往启曰:佛法中颇有长生不死法,胜此土仙经者乎。

    留支唾地曰:是何言欤,非相比也。此方何处有长生法,纵得长年少时不死,终更轮回三有耳。

    即以观经授之曰:此大仙方,依之修行当得解脱生死。

    鸾寻顶受,所赍仙方并火焚之,自行化他流靡弘广。

    昙鸾驻锡玄中寺时,已届晚年。有关他的修行实践,史料并无详细记载,但由他首倡的“二道二力说”,为日后净土宗的判教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对整个中国佛教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在这部根据菩提留支传译的《往生论》写成的注书中,昙鸾系统阐述了他的这一佛教思想。注书的开头引述龙树菩萨的二道说,提出修习佛法有两种途径:一是难行道,一是易行道,接着阐发到与二道相应的是二力,即自力和他力。昙鸾明确指出,修行佛法者若仅凭自己的力量,既艰苦又难以成就,犹如陆路步行,事倍功半,是难行道;如果凭借阿弥陀佛的愿力及借他力,加上自己的努力,则犹如水路乘船,既省力又容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易行道。很显然昙鸾的二道二力说与慧远的佛学思想可谓一脉相承,但在后面的论述中,昙鸾创造性的把观想念佛的心念与持名念佛等同起来,开创了后世口称念佛,口诵阿弥陀佛名号的先河。

    晚年的昙鸾,得到了南北两朝的宠奉。北朝的魏主称他为“神鸾”,南朝的梁武帝则尊称他为“肉身菩萨”。后世对昙鸾圆寂的年代多有争论,但却一致认为正是由他所倡导的持名口称念佛简便易行。南北朝时期,净土念佛法门就已在中国民间广泛传播。

    昙鸾大师圆寂几十年后,公元609年,又有一位山西僧人来到玄中寺。当他从寺中石碑了解昙鸾大师一生的事迹后深受感动。从此驻留下来,终身践履昙鸾大师的口称念佛法门。

    这个僧人就是道绰。在玄中寺,道绰每日口诵佛号以七万遍为限。先后宣讲《观无量寿经》近二百场。据说,每次讲经散席,信众们口诵佛号的声音满山满谷。

    今天矗立在玄中寺大雄宝殿前院中的这通铁弥勒像颂碑,刻于唐开元二十九年。因其为当时太原府参军房璘之妻渤海高氏所书,所以也称高氏碑。自宋代起,在中国书法史上就有很高的地位。碑文中所记唐太宗李世民曾亲临玄中寺,拜谒道绰法师,并大做布施仪式。尽管其真实性历来为史家所质疑,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的民间对道绰的尊崇。道绰主张念佛的次数越多越好,他最先教人用麻豆等物记数。念一声佛,放一粒豆。人们称这种念佛为“小豆念佛”。据说不久之后,信众念得的麻豆数量竟达数百万戽之多。道绰怕麻豆不复应用,又用线串木樨籽送给信众,作念佛计数之用。这种创造与发明最终演化成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佛教念珠。

    道绰的另一个创造是在昙鸾二道二力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地论述了阿弥陀佛本愿的威力。在他传世的这部《安乐集》中,道绰把佛教修行中的凭自力或借他力分别判为圣道门和净土门,并指出净土门承佛愿力,即使是凡夫、恶人,只要专心念佛,也能灭障往生。这就为后世的净土修行者开启了无限的方便之门。自此,一个日后必将流布天下的中国佛教宗派已经呼之欲出。

    公元2008年6月,日本净土真宗大谷派运行寺第八代住持菅原钧一行造访玄中寺。自1920年常盘大定重新发现这个日本净土宗祖庭之后,这座位于东京的寺庙就跟玄中寺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往来。菅原惠庆,这位运行寺的第七代住持1942年访问玄中寺时,曾将三颗红枣带回运行寺摘种,后来更将运行寺改名为枣寺。如今珍藏在玄中寺的这根枣杖,正是用当年栽种的枣树枝条做成,象征着日本净土宗人对祖庭的眷念,同时也记录着最早参与收集花冈华工遗骨并送回中国的菅原惠庆、常盘大定、大谷莹润等净土中人,在日中友好交往中的情意。

    公元1982年,菅原惠庆在枣寺圆寂。遵其遗愿,骨灰被送来玄中寺安奉。菅原钧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向父亲报告他已经将枣寺传给儿子——第九代传人菅原寺。

    净土宗于公元十二世纪传入日本。净土真宗是日本净土宗的一个重要分支。宗祖亲鸾上人熟读净土经典,一生形状可畏,特立独行,坎坷历尽,然而这位对后世日本佛教影响深远的一代高僧,却始终对玄中祖师充满了崇敬之情。在他先后使用的多个法名中,绰空指的是道绰,亲鸾指的是昙鸾,而善信,则是玄中寺的另一位祖师——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开宗者善导。

    公元641年,时值隆冬,一位满身倦意的僧人叩响了玄中寺的山门,这位冒雪来访者就是善导。

    善导,山东临淄人,十岁出家,一次偶入藏经楼,翻读《观无量寿经》,被经中描绘的极乐世界深深吸引。听说山西石壁山有道绰法师大弘净土法门,便不远千里来此拜师,专修净土,这一年善导二十九岁。红红的炭火边,一老一少两代僧人相对而坐,彻夜长谈。此时的大唐正值贞观盛世,弥陀净土信仰也来到了决定性的时刻。不久,年届八十的道绰授善导以《观无量寿经》奥义。又过了四年,道绰圆寂。善导带着往生西方的无量信心来到长安,开始了他长达三十多年的弘法生涯。

    今天西安郊外终南山下,临水面山之佳地,神禾原上的这座寺庙是唐代专门为善导大师修建的,寺庙命名“香积”,相传是指善导大师为香积佛传世。寺庙后院,这座高十三层的大砖塔,名叫崇林塔,塔中安放的就是善导——这位当时早已名满京城的玄中祖师。

    据《佛祖统纪》记载,在长安,善导律已极严,每入室长跪唱佛,非力竭不休,出则演说净土法门,三十余年未尝睡眠。护持戒品,纤毫不犯;好食供众,粗恶自奉;所有布施用写阿弥陀经十万卷。善导的佛学思想集中体现在这部《观无量寿佛经》书中,善导集诸前辈之大成,主张净土为凡夫而设,非为圣人。五逆十悲以至诽谤正法者,均可往生。同时,善导把持名念佛判为正行;其他所有修行方法皆为助行或杂行。明确宣称:称名即是行愿具足,念佛即可往生。进一步简化了修行方法,为一切善恶凡夫彻底打开了往生净土的大门。

    此外,善导著《往生礼赞偈》一卷、《净土法事赞》一卷、《依观经等明般舟三昧行道往生赞》一卷、《观念法门》一卷,为净土行人的法事、六时礼忏、般舟三昧、观念法门等日常课业制定了详细的仪轨。

    那是一个如梦繁华的王朝,在这个佛教各种学说异彩纷呈的大时代,在京城长安,僧俗仕女专程礼谒求教善导者不计其数。有的来到他的道场亲承教诲;有的见不到就读他的著作;有的辗转传授净土法门,从其化者至有诵《弥陀经》十五万至五十万卷者,念佛日课万声至十万声者。

    至唐高宗时,以他力往生和称名念佛为根本内容的净土学说,其教义和行仪均已完备。善导终成中国净土一宗开宗立派的一代宗师。

    公元675年,这座位于大唐东京洛阳龙门石窟的奉先寺落成开光。据说,当时尚为昭仪的武则天一人就向工程赞助了两万贯脂粉钱。正如这组大卢舍那佛群像把大唐佛像雕造艺术推向了极致那样,作为奉诏监造者,善导大师的声望也于此时达到了顶峰。一千多年过去了,今天这组大卢舍那佛群像依然以其雍容华贵、神圣恢宏的气质深深震撼着每一个瞻仰者的心灵。

    申古博,山西太原画家。在太原郊区的这个工作室里,几年以来,他与妻子刘向红带着几个学生,一直在摸索一种绘画形式——岩彩壁画。这个据说已在中国失传一百余年的画种,最近几年又在国内重新兴起。不过,因为所需颜料价格不菲,一时还并不普及。幸运的是,由于申古博所作的壁画多为佛教题材,三年多来,他们总能得到一些商人的资助。

    如今,位于玄中寺祖师殿两侧偏殿内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和“地藏十王图”就是他们多方参学后完成的作品。这天,申古博夫妇带着学生们再次来到玄中寺,几年的佛教文化渲染使申古博夫妇萌发了跟玄中寺僧人同样的使命感,那就是要像善导大师那样,在佛殿内画“西方净土变”像,并将历代净土祖师的行迹以岩彩壁画的形式呈现出来,流传久远。

    公元681年3月,善导大师在长安圆寂,后世追认为继庐山慧远之后的中国净土宗二祖。此后弥陀净土信仰完全深入到中国民间,信徒日众,高僧辈出。

    三祖承远,一生注重念佛实践,不图著作,专修般舟三昧,以此自利利他,

    成就一代祖师的特有风范。

    四祖法照,于庐山结西方道场,一生专修念佛法门,精进勤苦,有诸多殊胜之感应,不胜备述。

    五祖少康,曾在浙江新定,以念佛得钱教儿童口诵佛号,历经一年,当地大小贵贱念佛者,盈满道路。后人称其为“小善导”。

    杭州西湖净慈寺,宋时称永明寺。禅净一致说的积极倡导者延寿(即六祖)当时曾在这里住持十五年,故世称“永明大师”。他认为佛教的一切修行最后都要归向净土,并身体力行延寿曾作《参禅念佛》、《四料简偈》,切中了禅净双修之要。

    《四料简偈》说:

    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路。

    阴境若现前,瞥尔随他去。

    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

    若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

    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

    现世为人师,来生作佛祖。

    无禅无净土,铁床并铜柱。

    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怙。

    永明延寿的这一教化切中禅净双修之要,是后世净土与佛教其他宗派合流之滥觞。他一生弘扬净土,普度众生,后世为了纪念永明大师,便以他的生日——每年的农历十一月十七日,作为阿弥陀佛的佛诞日。

    永明延寿之后,又有:

    七祖 昭庆省常大师

    八祖 云栖莲池大师

    九祖 灵峰蕅益大师

    十祖 普仁截流大师

    十一祖 梵天省庵大师

    十二祖 资福彻悟大师

    他们言传身教,分别为净土宗在中国大地的进一步弘传,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以至于明清时期,形成了“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局面。

    隆隆的炮声中,历史的车轮来到了公元二十世纪初。随着清政府在一系列外交内政中的彻底失败,这个积弱已久的东方帝国不得不向西洋的坚船利炮一步步打开自己的国门,天下独大的梦想破灭了,古老辉煌的文化传统仿佛也已坍塌。在这个举国深陷困惑与彷徨的时代,何处寻觅心灵依怙的港湾?

    公元1913年,发表于《佛学丛报》上的一系列文章引起了国人广泛关注,文章作者署名“常惭”,就是自称“常惭愧僧”的中国近代佛学大师——释印光。

    早在1901年,以行脚游学著名的居士高鹤年到访普陀山法雨寺,印光大师留谈五昼夜,开释净宗诸家法要,并赠以文稿数篇。十年以后,是逢狄楚青居士创刊《佛教丛报》,高鹤年便将这些文稿发表出来。从此,开印光法师借书信、报纸弘扬净土法门的端绪。公元1918年,居士徐蔚如又收集印光大师二十多篇书信,连同已经发表的文稿,题曰《印光法师文钞》排印赠阅。此后,多次增广重刊,就此风行天下。

    当年,梁启超读《印光法师文钞》后,称颂说印光大师:文字三昧,真今日群盲之眼也。可见文抄是如何撼动了大众的心灵。

    这座地处苏州闹市区的寺庙,名叫报国寺。1930年,印光大师来此闭关。此后十年,是他净土思想体系最后成型的时期。在印光大师于1932年撰写的《一函遍复》里,他从净土宗理论出发,联系实际,提出当时学佛之人普遍应当遵守的十二条原则,同时他依据儒家教育,光大“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父慈子孝,夫妇相敬”之人伦,力求世间道德之回归,并归结为著名的四句话: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印光大师这一“儒佛二教并弘,世出世间法并彰”的理论,进一步推动了佛教文化和中国本土文化的结合,为日后人间佛教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今天苏州吴县木渎的灵岩山寺,还完好地保存着印光大师手定的五条规约石碑。这是1937年印光大师为灵岩山寺永作十方专修净土道场制定的。事实上,这五条规约所包涵的思想一直贯穿体现于印光大师毕生的弘法实践中。大师从不劝人出家,至死不收剃度弟子。大力主张“在家真心修持,老实念佛”。印光大师在灵岩山寺度过了他最后的四年。

    公元1940年正月初四,早2点15分,就是在这个小院的关房中,印光大师索水洗手,洗毕,从病榻上站起来说:“蒙阿弥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发愿,要往西方。”说罢,移坐椅上,面西端身正坐到了将近五点,在大众念佛声中,大师安详坐逝,世寿八十,僧腊六十。

    印光大师,被后人尊为净土宗第十三祖。他生逢乱世,应劫而来,为往生西方而一心不乱,为救拔群盲而孜孜以求。其一生行化堪追大师最为仰慕的净土初祖——庐山东林的释慧远。

    东林寺三笑堂前的这棵古松,传说为慧远大师亲手所植,本名“罗汉松”,因至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历史,又称六朝松。据寺中僧人讲,此树颇具灵性,几度枯荣都和东林寺的兴衰息息相关。寺兴,树则荣;寺衰,树则枯。如今,六朝老松又一度枝繁叶茂,生机勃勃。

    公元2007年8月25日,为期五天的第三届东林净土文化夏令营行将毕营。大雄宝殿前广场上的这一盏盏烛火虽然微弱,但历代净土祖师却告诉我们,只要一心专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即使只是萤火之光,也足照亮你我心中那一片净土。

  • 央视大型佛教纪录片《千年菩提路》——白马驮经

    央视大型佛教纪录片《千年菩提路》——白马驮经

    这是第一部讲述佛教在中国2000多年传承和发展的纪录片。那些历史上最经典的佛教圣地、那些深刻影响着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高僧大德、那些穿越千年至今依然震撼着我们的精彩瞬间,在这部纪录片里将一一呈现……

     

    白马驮经:

     

    在汉朝时佛教第一次传入中国,用了一匹白马驮经,建造了白马寺纪念这匹白马,所以有了白马驮经的传说。

    当时间带着战争的硝烟,以及无数帝王将相、名流高士渐渐远去以后,在中国洛阳,在古老的邙山脚下,一个圣者的顽强足音,已经在洛河北岸绵延流淌了2000年。

    集中了中国有佛教以来许许多多个“第一”的白马寺,传说其名字源于“永平求法”,源于“白马驮经”的故事。

    今天,我们蓦然回首,却发现当年求来的竟是一种更加开阔的思维,而白马驮来的是我们祖先所未曾关注过的个人类彼岸的世界,是中华民族赖以繁衍传续的文化基石之一。

    白马寺的故事告诉我们,中国佛教绝不仅仅是佛像、佛经、僧尼和寺庙,佛教其实就在每一个信仰者的一言一笑中,佛教就在你和我同样流淌的血液里。

    《白马驮经》解说词

    新的千年已经来临,当时间带着战争的硝烟以及无数帝王将相、名流高士渐渐远去以后,在中国洛阳,在古老的邙山脚下,一个来自朝圣者的顽强足音却已在洛河北岸绵延流淌了近两千年。

    白马寺,是谁延续了这里千年不灭的香火?是谁成就了这中国佛教释源和祖庭的伟大传奇?

    辰子备,请逐疫。

    公元63年,东汉永平六年腊月初七,这一天,一场大傩正在东汉王朝第二位皇帝刘庄的南宫中进行。驱除疫鬼,消灾祈福,这种流传了上千年的仪式,此时已经成为这个刚刚从十多年战乱中安定下来的王朝一年一度最为重要的祭祀活动之一,然而大傩结束后的南宫依然灯火通明,洛河的流水虽然再一次带走了象征疫鬼的火把,却带不走汉明帝刘庄心中那份长久以来的不安。事实上,自当上太子的那一刻起,这种微妙的不安就从未远离过汉光武帝刘秀的这个儿子。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宗教研究所所长“楼宇烈”)光武帝跟阴贵人可以说是贫贱之交,刘庄作为第四子能够继承皇位,这跟他的母亲受到光武的宠爱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历史上也有这样的说法——子以母贵。

    大傩结束后不久,一个特殊的天文现象震动了东汉朝廷。永平七年正月初四,这一天紧靠着织女星窜出一颗耀眼的流星,划过了洛阳天际。十六天以后,刘庄最亲近的一个人——皇太后阴丽华驾崩了。这个打击令刘庄对上天充满了深深的恐惧。同时,贵为天子他也切身感受到了世事的无常,就在刘庄沉湎于生命的困惑中时,远在万里之外的西方,一种更加开放的智慧学说正在悄悄东传而来。

    公元2005年11月1日,大和尚印乐法师的升座仪式在洛阳白马寺举行。来自中国各省、港澳台及欧美、东亚、南亚等地的佛教界人士和信众一万余人见证了这个中国佛教祖庭新一任方丈的诞生。

    今天,尽管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白马寺究竟传承了多少代,尽管由于历史的变迁,白马寺最初的模样也早已踪迹难寻了,但是站在这被屡次毁坏,却又被重建起来的中华第一古刹,人们不能不心生感慨。在那个以儒学立国的时代,白马寺却奇迹般地在这古老国度的王城为西传而来的佛教赢得了一席之地,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因缘?

    在今天白马寺西南几里之遥的洛河南岸,是东汉太学旧址。公元1962年,中国研究人员对这里进行了考古发掘。此后,著名西汉石经残片被大量发现出土,作为东汉太学生们学习儒家经典的范本,“熹平石经”共有大型石碑四十六块之多,它们在东汉灵帝四年由大学者蔡邕等人勘定、书写并刊刻,并立于太学门前,而此时儒学的神学化倾向已经由来已久了。

    公元8年,外戚王莽篡权,西汉灭亡。政权的更迭,带来的不仅仅是数不清的动荡,同时汉武帝独尊儒术所确立的意识形态一元化局面也在慢慢瓦解。

    (中国人大佛学教授“温金玉”)在这个时期人们对生命的感受,对无常的那种体验,需要人们更多地从心灵上精神上感受到更多的抚慰和安慰,但是儒学呢,孔子讲:谓之深、言之实,还有呢,“子不语怪力乱神”。他对死后的世界,他对死后价值的意义以及对人的终及关怀,他所给予的关注不够。

    新莽政权在持续不断地分裂和战乱中,匆匆走远了它十七个年头。公元25年,河南南阳人刘秀重新统一中原,建立了东汉王朝。

    新的王朝虽然仍在奉儒学为治国理念,但神仙方术日益盛行。尽管此时的儒学也早已走上了神学化的道路,然而以天人感应为核心内容的“谶纬之学”显然越来越难以满足人们对生命本身终极意义的探询了。

    公元65年早春,汉明帝刘庄夜寐南宫,愰惚之中,他梦见一个高大的金人从西方飘然而至,见他并不说话,只是在殿庭里飞绕着。刘庄看得入了神,正待开口问话,却一下子醒了。梦中的情景如此地神奇,它萦绕在刘庄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这个梦成了第二天刘庄和几个近臣之间的核心话题,有个大臣对刘庄说:“据臣所知,西方世界有位大神,名叫佛陀。形象与陛下梦中所见到的高大金人一模一样。”接着他绘声绘色地讲起了关于佛陀的故事,刘庄被深深地吸引了。煌煌如大汉者,怎么能缺少如此神通的大神;慕慕如寡人者,又怎能不聆听大神的教诲。很快,刘庄就派出使者前往西方拜求佛法,这一年是永平八年。

    由于两汉之交,中原王朝国力的衰弱,原本已被西汉武帝远逐大漠以北的匈奴此时又重新控制了天山南麓的区域。

    公元65年,当汉使西出玉门关,小心翼翼地躲开匈奴骑兵,踏上茫茫取经求法之路的时候,在遥远的西方,佛陀灭度已经五百多年。随着阿育王孔雀王朝的覆灭,整个印度半岛在分裂战争和外族入侵中,度过了两个多世纪。在复兴的婆罗门教的挤压下,大量佛教僧侣被迫离开了故土,把佛法带到印度南边的海岛以及印度北边的大月氏、龟兹、于阗等国。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两支同样怀着前途未卜心境的队伍,在今天阿富汗一带的大月氏不期而遇了。一边是一路西行,风尘仆仆的求法使者;一边是一路北上,游化宣教的高僧,这似乎不经意间的相逢,竟直接促成了世界两个伟大文明之间的一次巅峰对话。在此后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中,这次对话给整个世界带来的影响之深之广,超出了人类的想象。

    (中国人大佛学教授“温金玉”)这种双方的一种相聚,就体现了文化中的一个送跟迎,一种传入跟接纳的这么一种非常好的关系。所以佛教传入中国,不仅仅是传道者的意志,而也是我们内地民众对佛教的一种需求。所以佛教的传入,可以说是给中国人精神的天空又增加了一个明亮的星辰。

    有关这次历史性的相逢,正史没有详细的记载,也许正因为如此,给后人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

    这件收藏在洛阳市博物馆的文物叫石辟邪,最初被安放在汉光武帝刘秀的陵园里镇墓。从它威猛而灵动姿态里,我们能清晰地感觉到一种古朴昂扬的气势,那是一种与秦皇汉武一脉相承的充满激情和斗志的气质。

    洛阳,这座九朝古都,自东周时起,就被称为天下之中。今天洛阳市东北,距离市区 二十公里的地方,陇海铁路从东汉洛阳古城的遗迹上横穿而过。在今天看来,这堵历经一千多年雨雪风霜的夯土城墙显得荒草萋萋,但是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作为东汉都城的洛阳,其规模其繁华远远超过了当时世界上任何其它的城市。

    “增周旧,修洛邑。翩翩巍巍,显显翼翼,光汉京于诸夏,总八方而为之极。”这是《汉书》作者班固,在永平初年,用极尽铺陈的汉赋,对洛阳城发出的由衷赞叹。

    公元67年,西行求法的汉使回到洛阳,他们不仅带回了佛经和佛陀的画像,随同到来的还有两位印度的高僧——摄摩腾、竺法兰。

    这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神奇的东方国度震旦吗?这就是佛陀在世时曾经提到过的那个礼仪之邦吗?或许从走近洛阳城门的那一刻起,两位高僧就打消了内心仅存的一丝顾虑,认定这里就是他们漂泊半生的归宿之地。

    根据有关史料的记载,摄摩腾、竺法兰两位高僧得到了汉明帝极高的礼遇,被安排在负责招待国宾的鸿胪寺居住。

    又是一个春花烂漫的时节,公元68年一天清晨,洛阳的人们发现,西雍门外三里处正在大兴土木,好不热闹。原来,当刘庄得知两位高僧并不只是想在中土作短暂停留,而是要长住洛阳传教弘法时,他决定在洛阳城西为高僧修建一处清修之所。

    从此,在中土大地洛河之滨邙山脚下,便回响起佛陀智慧的声音,绵延传续,诵唱不绝。

    从此,在中华文化古老的殿堂里,又增加了一个全新的重要符号,僧人的清修之所——寺。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宗教研究所所长“楼宇烈”)这是中国人的一个名字。到汉代,三公住府,九卿住寺。九卿里面呢,就包括专门接待外宾的一个官,叫鸿胪。那么,鸿胪所在的地方就叫做鸿胪寺。摄摩腾、竺法兰两个人来了,当时就安排在鸿胪寺住,这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么老是长期住鸿胪寺也不合适,所以专门给他们盖了一个庙,那么也就沿用了寺这个名字。

    (河南洛阳白马寺汉魏故域文物管理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徐金星”)白马寺这个名字的由来,一个就是说汉明帝派人取经,然后用白马把佛经佛像驮回洛阳。为了纪念白马驮经,所以取名白马,这是最流行的一种说法。也还有一种说法,也就是说,白马寺原来叫朝题寺,后来由于皇帝要毁坏这个寺院,他夜间看到一匹白马绕着这个佛寺奔腾咆哮,皇帝兴致淋漓,然后就改朝题寺为白马寺。

    其实白马是一个颇值得玩味的概念,白马是佛教话语中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符号。传说,悉达多王子在逾城出家时,所乘坐骑就是一匹白马。一千余年后,当大唐高僧玄奘西行取经时,传说中骑的也是一匹白马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宗教研究所所长—楼宇烈)因为白它可以代表所有的色。在战国时期,合众家主张联盟,那么怎么样来结盟呢,结盟要以歃血为盟,那么这个歃血歃什么呢,就是刑白马。如果推衍一下的话,白马不仅仅是一个驮马这样的象征,同时也表示了中印文化之间的联盟或者结盟。

    公元2006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十五,这一天白马寺山门大开。一个持续了半个月的名叫“万佛刹”的祈福法会此时已进入高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正月十五称元宵节、上元节,又叫燃灯节,其来历正是东汉明帝敕令正月十五佛主神奠之日,全国燃灯以表佛法大明,而那时白马寺作为佛教文化跟中国本土文化相交相融的第一个传奇,才刚刚开了一个头。

     

    释源沧桑:

     

    《释源沧桑》解说词

    闻钟声,烦恼清,智慧长,菩提增。

    当寒星还寥落地在天边闪亮时,僧人们的早课就如期开始了,日复一日,这些以原始梵语发音的密语,一如它们最初来到中土时那样,饱含佛陀从容的智慧,而释源白马寺却在中国佛教两千年的发展与变化中,经历了太多人世的沧桑。

    公元190年,内乱丛生的东汉王朝到了它最后的关头。这一年,独揽朝政的太尉董卓,在反对势力兵临城下时,断然胁持皇室迁都长安。临行时,董卓还驱迫京蓟百万人口西迁,并下令把洛阳城周二百里以内的宫室、房屋全部烧毁。在经月不息的大火中,白马寺连同洛阳这座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一起不复存在。

    冯汉治、左逵、王少,尹宜,没人知道这些工匠的后人是否躲过了这场劫难。惟有他们的名字,至今仍深深镌刻在白马寺山门的券石上,昭示着佛光初照时这里曾经的辉煌。

    在对东汉白马寺遗迹的探寻中,距离寺庙仅 一千五百米的一个巨大的方型台基吸引了我们的视线。公元1979年,考古人员在这里发掘出著名的北魏永宁寺遗址,并不宽阔的长型院落,位于寺院中央的九层巨型木塔,永宁寺的布局跟今天常见的佛教寺庙是如此的不同,那么建于公元516年的这座北魏皇家寺庙同比它早四百多年的洛阳白马寺究竟有着怎么的关联呢?

    (河南洛阳白马寺汉魏故域文物管理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徐金星”)永宁寺它的建筑中间是佛塔,佛塔的后边有一个大殿,塔殿并重,已经形成这样一个局面。白马寺,东汉后期有些寺院的记载大致就是这样子,中间有个很壮观的佛塔,然后广大信徒就是围着佛塔理佛。最初白马寺就应当是这个样子。

    在这本《魏书》的释老志中,我们找到了这么一段话,可能是目前所知关于东汉洛阳白马寺最早的记载。“自洛阳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以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袭,谓之浮图或云佛图。”看来当年佛教初到中土时,白马寺驮来的不仅仅是佛经和佛陀的画像。印度原始佛教造塔供奉佛经,僧徒以塔为寺,绕塔修行的礼佛仪轨也同时传到了洛阳。

    (中国人大佛学教授“温金玉”)白马寺是皇家所建立的,佛教从初传,它就已经进入主流意识形态的视野,那么白马寺的确立,恰恰是佛教在中土大地、中原大地它立足生根的象征性的一个表征。有了这个寺院,就有法的存在,有了这个寺院就有了高僧的存在,有了这座寺院以后,又会有佛教许多弘法利生的展开。

    这尊高九十七厘米的铜制镀金佛像,名叫中华古佛。相传,中华古佛最早被供奉在东汉洛阳白马寺,其原件只有拇指大小,现藏泰国博物馆。公元1995年4月6日,一百四十三名泰国僧人在副僧王“柏探玛拉差努哇”的率领下,护送一尊经放大复制并开光的中华古佛重回洛阳。中华古佛始塑于佛教造像刚刚兴起的东汉晚期。今天它经西域传入南亚的具体过程虽已无据可考,但其辗转流袭的故事正如一个符号承载着洛阳白马寺横跨千载的历史变迁。

    从公元二世纪末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更长的纷乱动荡时期。董卓火烧洛阳,白马寺的劫难才刚刚开始。在此后三百余年中,白马寺曾两次被重建,尔后又三次随同洛阳城淹没在战火之中。

    公元547年,一位名叫杨衒之的官员,因公干来到城廓崩毁庙塔丘墟的洛阳城,在他的游记名篇《洛阳伽蓝记》中,这位北魏抚军府司马这样描述当时的白马寺,“寺上经函至今犹在,常烧香供养之,经函时放光明,耀于堂宇,是以道俗礼敬之,如养真容。”

    隋唐两代,由于佛教大昌,传说白马寺一度也达到建寺以来最鼎盛的阶段,但终究又再毁于唐末战乱,从此元气大伤。

    直到公元1555年,明朝大太监黄锦主持重修白马寺,洛河北岸才又重现“宝刹高标倚太清”的庄严景象。嘉靖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的这次重修,基本奠定了白马寺今天的格局。

    (河南洛阳白马寺汉魏故域文物管理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徐金星”)中国的寺院发展到明代,大致都是宫廷式的格局,有一条中轴线,中轴线上有几座大殿,旁边有些辅助的建筑、僧房之类。黄锦在明代重修的时候,大致就是按照这样子的。

    今天的白马寺,早已不是佛教初传时,以塔为寺的模样。这条据说从东汉时起就不曾改变过的中轴线,如今至南向北依次连接着五重大殿:天王殿的四天天王;大佛殿的释迦三圣;大雄殿的横三世佛;接引殿的西方三圣;毗卢阁的华严三圣。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今天的白马寺都堪称唐宋以来,中国佛教的一个典型的寺庙。然而极为特别的是,在白马寺山门东西两侧的院内,有建于明代的摄摩腾、竺法兰两位高僧的坟茔。这种高僧葬于寺内的罕见特例,彰显着后人对这两位中国佛教祖师深深地敬意,足以震撼每个人拜谒者的心灵。在这部《大藏经》中的《高僧传》的第一和第二条是这样记载的“摄摩腾本中天竺人,善风仪,解大小乘经,常游化为任。竺法兰亦中天竺人,自言诵经论数万章,为天竺学者之师。”

    今天我们已无法确切考证摄摩腾和竺法兰生卒的具体年代,他们到达洛阳后所译的佛经大多也失传了,然而这部由四十二个短小段落所组成的《四十二章经》却一直流传了下来。它作为第一部汉文佛教经典,光照着中国佛教两千年的风雨历程。

    (中国人大佛学教授“温金玉”)佛教初传期,整个初期的主要工作就是译经,就是说把梵文的或是巴厘文的或者是西域的语言翻译到中土来,让汉地的、内地的、中原大地的民众他们能看得懂,听得明白,读得进去。

    在摄摩腾、竺法兰之后,又有多位西方高僧来到洛阳译经,其中来自安西国的安世高和来自月氏国的支娄迦谶是最为著名也是最有成就的。在公元68年以后的一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共有一百九十二部合三百九十五卷佛经在白马寺译出。这里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译经道场。

    (中国人大佛学教授“温金玉”)洛阳当时是作为整个中国佛教文化的中心,在这个中心里面所做的最中心的工作就是译经,所以我们看到以后不管是鸠摩罗什的译经也罢,不管是唐玄奘的译经也罢,白马寺的译经是这一切的滥觞,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作用。

    据史料记载,《四十二章经》译成后,收藏于兼有皇家图书馆和皇家档案馆功能的兰台石室的第十四间,这个细节说明了汉明帝刘庄对《四十二章经》的珍视程度,同时也反映出佛教初传中土时,主要是作为一种皇家秘学被接纳的。事实上,东汉时期虽然已经有修习佛学的中土贵族,但是出家则是被当时的王法所严格禁止的。

    公元250年,又有一位印度高僧来到白马寺,他的名字叫昙柯迦罗。此时,中土的国号已经由东汉改成魏,而佛教也从深宫走进了市井民间。在洛阳的街市上,昙柯迦罗亲眼目睹了中土人士对佛教的热诚,但同时他也发现百姓们竟当街用牺牲祭祀佛祖,全然不知礼佛应有的仪轨。精通戒律的昙柯迦罗被这一幕深深触动了。此后,在白马寺昙柯迦罗译出了第一部汉文佛教戒律《僧祗戒心》。同一时期,安西国僧人昙谛也在白马寺译出了规范僧团组织生活的《昙无德羯磨》。至此,戒律和僧团组织章程都已齐备,一条中土有缘人出家持戒修行的道路铺就了。

    公元260年,一场特殊的宗教仪式在白马寺举行。这是一个注定要深深印刻在中国佛教史上的事件。这一天,朱士行依《羯磨法》登上戒坛,长跪于佛祖面前。这一天,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老传统被打破。这一天,在白马寺,诞生了中国汉地第一位正式受过比丘戒的出家人。朱士行,这位少怀远悟、气韵明烈的河南颖川人,受戒前就已在洛阳讲授般若学。由于深感前人的译本义理不全,就在受戒这一年,他发愿远涉流沙,西行求法。二十二年后,直到公元282年,朱士行终于在于阗求得梵文大本《般若》,由他的弟子带回中原,译成汉文《放光般若经》,而朱士行自己则在八十二岁时圆寂他乡,终生未能重回洛阳。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宗教研究所所长“楼宇烈”)朱士行是一个标志性人物,因为他作为第一个受戒的汉地的出家人,他又是第一个西行去求法的,第一个从宫廷的信仰延伸到民间,对佛教普及和深入到民间,我想有很大的作用的。所以经过魏、三国以后,到了东晋的时候,佛教完全渗透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去了,而且是跟中国文化有了很好的结合,成了中国文化有机的组成部分,以至于后人根本就不把它看成是一种外来的文化,像中国的本土文化一样来看待它。

    佛家有所谓的三宝,佛陀是佛宝,佛所说的法是法宝,佛的出家弟子的团体是僧宝。随着佛陀造像的大量出现,佛经的大量翻译以及中土出家人团体的诞生,可以说三宝初具,佛教在中土扎下了它最初的根基,也开始了与中国文化最初的融合。

    佛教在中国扎根传播最初的二百年,整个过程都与白马寺息息相关。这里是中国第一次西天求法的产物;这里是最早来中国传教弘法的僧人居所;这里是中国第一译经道场;这里诞生了第一部中文佛经和中文戒律;这里是中国第一座传戒道场,并标志性地产生了第一个中国汉地僧人。

    白马寺是与中国佛教许许多多个第一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它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国佛教的释源和祖庭。

  • 央视大型佛教纪录片《千年菩提路》——中华佛缘

    央视大型佛教纪录片《千年菩提路》——中华佛缘

    这是第一部讲述佛教在中国2000多年传承和发展的纪录片。那些历史上最经典的佛教圣地、那些深刻影响着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高僧大德、那些穿越千年至今依然震撼着我们的精彩瞬间,在这部纪录片里将一一呈现……

     

    中华佛缘(上)

    中华佛缘(上)》解说词

    印度曾经有一位王子被人尊称为佛陀,意思是:彻悟宇宙人生真理的觉悟者。

    公元前六世纪,在今天尼泊尔南部,有一个迦毗罗卫国,生活着一群古印度释迦族人。这个国家的王子乔达摩·悉达多,他有着成为伟大君主的极高天赋,但他在目睹了人类的生老病死后,舍弃了财富与权力,出家修行,寻找生命如何摆脱痛苦的解脱之道。终于在一天凌晨,他降伏了所有的烦恼魔障,大彻大悟。这位王子因此被尊称为佛陀——一位彻悟宇宙、人生真理的觉悟者。后来,人们把他尊称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

    就在这位释迦族的圣人开始传播他的觉悟之道时,地球上的人类文明正处于一个光辉的“轴心时代”。在佛陀出世的前后数百年间,世上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启迪人类思想的智者圣人。在希腊半岛,先后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而在东方的中国,也先后出现了像老子、孔子、孟子这些伟大的圣人智者,建立了自己的核心思想体系。儒家文化、黄老思想在经历春秋战国时代之后成为中国文化的灵魂。

    古代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的地方便是世界的中心,他们会接受这个来自印度的圣人之教吗?他们从何时开始接触这位觉悟者的思想?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里,这个来自印度的信仰,与中国的儒家文化、老庄思想及其他各民族的文化进行着怎样的碰撞和融合,才使今天的中国佛寺林立、僧尼云集,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汉语系、藏语系和巴利语系三种佛教传承的国家。

    佛教究竟何时传入中国?两千多年来,佛教信徒大多相信一位汉代皇帝“感梦求法”的故事。

    公元64年,中国历史上称为汉代。这时候的皇帝叫刘庄,史称汉明帝。传说这一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刘庄睡觉时,恍惚之间梦见一个高大的金人飘然而至,见他并不说话,只是在殿庭里飞绕着。第二天,刘庄想请大臣们解梦。结果有位大臣说:“西方世界有位大神,名叫佛陀。形象与陛下梦中所见到的高大金人一模一样。”绘声绘色的讲述,说动了汉明帝的内心。刘庄随后派出使臣,向西行进,踏上了去往印度寻找佛陀的道路,史称“永平求法”。

    一场开始改变中国文化乃至世界历史的文明对话,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三年后,公元67年的冬天,12月30日,西行求法的使者回到洛阳。他们不仅带回了佛陀的画像和佛陀讲法的经典,随同到来的还有两位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这次看似偶然的交往,使中原大地从此有了佛教的沙门,从此有了第一座寺院、第一部佛经,像一粒种子,播撒在中国的土地上。

    公元68年的一天清晨,洛阳城的西雍门外大兴土木。印度来的两位高僧得到了皇帝极高的礼遇,中国皇帝想为他们修建一个专门生活修行的地方。从此,在洛河之滨,诞生了中原大地上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

    相传,陪同汉使归来的还有一匹白马。这匹白马历经万里征途,佛教的经典最早由它驮到了中原大地,担当了两千多年来中印文化交流的使命。从此,在中国的佛教徒心中,白马成了佛法的象征。

    以后的岁月中,摄摩腾、竺法兰静静地住在白马寺里翻译佛经。遗憾的是,他们所译的佛经只有《四十二章经》流传了下来。

    其实,据学者们研究,佛法传入中国的时间肯定要早于公元67年,至少在公元65年,汉代的楚王刘英在今天的中国徐州已经有了信仰佛教的行为。而在公元前119年,印度的佛教便沿着连接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丝绸之路进入了今天中国的新疆地区。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年,汗哀帝元寿元年,有位大月氏国的使臣伊存,作为使者来到长安,给中国的学者口授佛经,这是当前学术界经常说起的“伊存授经说”,而大月氏国就在今天的阿富汗一带。

    佛陀的教法究竟是如何传入中国的,经过学者们的考证,从南亚大陆的印度开始,佛教传入中国大致分成四条主要线路:

    其中一条,从古印度西北部,进入现在的阿富汗地区,穿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中国的新疆,再传入中原;

    还有一条,海上的传播道路,是从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中国的南海,到达中国的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

    汉传佛教主要是从这两条沙漠及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还有一条,从北印度穿越喜马拉雅山脉到达青藏高原,藏传佛教主要是从这条山路传入中国;

    第四条,上座部佛教从印度,经现在的缅甸、泰国,传入中国云南的傣族地区。

    这些线路的延伸和传递发生在不同的年代,途经不同的气候和环境,面对着不同民族的习俗和生活方式,由此也形成了不同的佛教流派。

    公元220年到265年,中国历史进入了三国纷乱的时代,曹魏、东吴和蜀汉各统治一地。

    曹魏甘露五年,也就是公元260年,在洛阳,一场特殊的宗教仪式在白马寺举行。这是一个中国佛教史上重要的时刻,一位叫朱士行的人登上戒坛。这一刻,“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儒家伦理正发生着变化。在这里,诞生了中国汉地第一个正式受比丘戒的出家人。

    受戒后,朱士行决定从雍州前往西域求取《大品般若经》的梵文原本,成为中国历史上记录的第一位西行求法的僧人。他在于阗,也就是今天新疆的和田,抄到了该经的梵本,派人送回洛阳,自己则在八十岁时在于阗圆寂。

    而在藏传佛教里,位于雅鲁藏布江北岸的桑耶寺,在公元779年建成后,也出现了藏地第一批僧人。当时,赤松德赞大力推行佛教,来自印度的高僧寂护担任亲教师,剃度七位贵族出家为僧,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代藏族僧人,史称“七觉士”。桑耶寺就此成为了西藏第一座“佛、法、僧”齐全的佛教寺院。

    上座部佛教现在流行于云南傣族地区。这里的《地方志》说,公元七世纪初从缅甸传入了上座部佛教,最早的僧人常在各地游化,直到雨季才在一地安居。现在景洪县曼厅寨附近有一座寺庙的遗址,相传这就是云南西双版纳最古老的佛寺——瓦巴姐寺,意为“森林里的佛寺”,建于公元615年。

    是什么力量能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接受和信仰这位释迦族圣人的教导,甚至不惜性命要去遥远的印度大陆取经求法?

    两千多年前,黄帝、老子、孔子思想在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具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在青藏高原和其他区域的人们还信奉着非常原始的宗教。这个来自印度的佛教如何能适应和打动他们呢?帝国的贵族们最初把远道而来的佛陀看成是黄帝、老子的同道,这位西天的佛甚至还能恍惚变化、分身散体。当时刚刚进入汉地的佛教被一些人误当作是一种新的、带有异国情调和神奇力量的“道术”,犹如道家所讲的吐纳、导引。

    公元179年,汉灵帝光和二年,来自西域大月氏国的支谶翻译了《道行般若经》,不经意间,奠定了以后中国佛教的思想基础。

    佛经的翻译当时采用了大量的道家术语。不过,想要在士大夫中间弘扬佛法,和尚们首先需要学会用老庄、周易的语言,用中国化的语言去比附、解释佛经与佛法,这在历史上被称为“格义”。

    然而什么才是真正的佛法?

    道安最早建议把出家人的姓统一为“释”,意思是释迦牟尼的传人。他谆谆教导自己的弟子们要放弃“格义”这种方法,回归真正的佛教本源。

    道安生于北方的儒学世家,当时的北方战火频仍,他带着自己的众多弟子一路颠簸南下,感慨万千,说出了一句至今还在影响中国佛教界的名言——“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也就是公元379年,北方的苻秦军队攻陷了襄阳,年过花甲的老和尚被礼请到长安,组织翻译佛典。怎样才能译出佛法的真义,又能让中国人理解与欣赏呢?这是道安长久萦绕不去的困惑。他在长安期待着能与远方的一位高僧会面。

    这位高僧就是鸠摩罗什。公元343年,他出生在今天的新疆库车地区。父亲是来自印度的佛教徒,母亲则是龟兹的公主。他七岁出家,二十岁受戒,成为西域大乘佛教的领袖。公元401年底,历经多次战争与磨难的鸠摩罗什终于被迎请到了长安,主持佛经翻译。只可惜,道安在十多年前就已作古,鸠摩罗什称赞道安为“东方圣人”,两位相慕已久的高僧遗憾未及谋面。

    鸠摩罗什在长安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译场——草堂寺,一千六年前,称为长安大寺。公元五世纪初,这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佛教中心。他在这里译经、讲法,终其一生,翻译了一大批传诵千年的佛经。他译的《维摩经》、《金刚经》、《法华经》,文字优美生动,影响深远。

    据说,他在圆寂之前发誓言道:“如果我的译文没有错误,当我火化时,舌不焦烂。”后来果然应验,如今他的舍利塔依然存留于终南山下的草堂寺内。

    中国的译经事业,经历了公元一世纪到公元四世纪(东汉到西晋)的草创阶段,公元四世纪到公元七世纪(东晋到隋末)的“旧译”时期,出现了像鸠摩罗什这样卓越的翻译家;公元七世纪后,进入玄奘开创的“新译”时代。

    公元七世纪,当年轻的玄奘发现中国的汉译佛经并不能解答他的全部疑问时,便踏上了一条九死一生的道路,去印度求取《瑜伽师地论》,以求融会贯通。西行求法十七年后,他的足迹遍及了西域、印度大小数十个王国。

    公元645年,已名震印度的玄奘携带大批佛经返回长安。这一天,宽阔的朱雀大街如同节日般热闹,归来的玄奘备受唐太宗的礼遇。公元652年,玄奘在长安城内慈恩寺的西院筑五层塔,即今天的大雁塔,用以贮藏从天竺带回来的经像。

    唐朝王朝给玄奘组织了阵容强大的译经班子,他白天主持翻译,晚上就来讲解当天新译的经典。他长期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一生共译经论七十五部,共计一千三百三十五卷。

    在玄奘圆寂后,唐高宗失声痛哭:“朕失国宝”。出殡那天,赶来为玄奘送行的人数达到一百多万。

    公元七世纪中叶,松赞干布派吞米桑布札等人去印度、西域求学,吞米桑布札回到西藏后创制了藏文,他成为了藏传佛教历史上的第一位译经师。

    而在西藏历史上,第一座译经院产生于赤松德赞时期。七觉士之一的贝若杂那就是当时最著名的翻译家。赤松德赞曾将自己的发髻铺到地上,对大译师贝若杂那致以崇高的敬意。之后西藏历史上不断出现许多伟大的翻译者,噶瓦拜则、仁青桑波、罗登西绕。公元十三、十四世纪,藏译的典籍论释被编纂成《甘珠尔》和《丹珠尔》两大部,现在统称为《藏文大藏经》。

    相对而言,在云南的上座部佛教的佛经翻译出现的时间较晚。直到公元十三世纪,云南傣族地区才出现兰那泰文译注的巴利佛典。稍后随着傣文的问世,云南开始有了刻在贝叶上的傣文佛经。

    宗教的传播与文明的对话,总是始于经典的翻译和整理。一代又一代的高僧大德、中华民族的智者们,用不同的文字,以惊人的毅力,把佛经译为汉文、藏文、回鹘文、蒙文、满文或以傣文转写,为后人留下了传承千秋的中华文化遗产。

     

    中华佛缘(下)

     

    《中华佛缘(下)》解说词

    公元六七世纪,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时代开始了。这是佛教的黄金时代,汉传佛教开始立宗成派和中国文化进行着深度融合,也在改变着中国文化艺术的面貌。

    天台宗,中国汉传佛教最早创立的宗派。因为创始人智顗长期居住浙江天台山而得名。这位大师被尊称为“东土释迦”。相传他七岁时就能背诵《法华经·普门品》。他以毕生的精力使佛法中国化,主张“教观总持,解行并进,止观双修”。他的这部煌煌巨制二十卷《摩诃止观》是中国佛教史上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位于浙江天台山的国清寺在智顗圆寂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598年落成,成为天台宗最重要的祖庭。

    三论宗的宗师是鸠摩罗什,他们以龙树《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百论》为主要研修经典。这个宗派的集大成者是隋代高僧吉藏,俗姓安,是西域安息国人的后裔。现在南京的栖霞寺是该宗的祖庭。

    华严宗实际的创始人是法藏,公元643年出生于长安,也就是现在的西安。华严宗以《华严经》为根本典籍,主要发挥“法界缘起”的思想。

    唯识宗,主要发挥“万法唯识”、“三界唯心”的思想。这个宗派在祖师玄奘之后并没有太久的传承。但是该宗的经典却是历代高僧大德必修的科目。

    释迦牟尼佛圆寂前,教导弟子们要“以戒为师”。唐代的道宣律师创立了律宗,代表的是“佛行”,着重研习、传持戒律。唐代的鉴真和尚把律宗传入日本,现在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象征。到了近代,弘一法师李叔同修持律宗最为著名。

    称名念佛、往生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已是现在所有汉传佛教徒十分熟悉的方法。这个宗派以《阿弥陀经》为根本,认为只要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有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一个最简便易行的修行方法。公元四世纪的庐山慧远被认为是这个宗派的初祖。几百年以后,念佛就已风靡中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晚年写了一首诗说:行也阿弥陀,坐也阿弥陀。宋代以后,称名念佛更是广为流传。到了近代,印光法师修持净土宗最受世人推崇。

    在所有的佛教宗派里,禅宗无疑最引人注目,也是最有中国特色的一个。这个宗派淡化佛经之于解脱的意义,既反对枯燥的诵经,也反对盲目的坐禅,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是佛教思想史上的一场革命。

    《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中说,大梵天王在灵鹫山请佛说法,并把一朵金色的婆罗花献给佛。佛陀答应了请求,高升法座,手里持着婆罗花却一言不发。在座的弟子都茫然不解,惟有摩诃迦叶破颜微笑。佛祖当众宣布:“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咐嘱摩诃迦叶。”这就是禅宗说的“拈花微笑”的故事,所以中国的禅宗世系把摩诃迦叶列为禅宗西天初祖。

    相传,禅宗的心法是由西天的菩提达摩渡过印度洋和南海,带到了中国。这位东土禅宗初祖在中国的传教并不顺利,他在少林寺外的五乳峰面壁枯坐了九年。禅宗的大放异彩,一直要到六祖慧能——一位传说中目不识丁的广东人。

    幼年的慧能,贫穷孤苦,靠卖柴为生。一天,慧能背着刚砍下的柴火到集市上卖。当他路过县城里的金台寺时,被里面的诵经声吸引了。“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听到这句《金刚经》的经文,慧能的心中突然产生了一种特别的领悟。

    经过了一段充满传奇的经历,五祖弘忍把衣钵传给了他。慧能的后半生大多住在曹溪宝林寺,就是现在的南华寺。直到今天,他的肉身还被供奉在这里。他的法语,后经搜集整理,辑为《坛经》,成为禅宗最重要的经典。

    禅宗的流行促成了独具特色的“丛林清规”。公元八世纪,“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依据印度戒律的精神大胆改革,农禅结合,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农业社会的寺院管理体制。

    隋唐形成的汉传佛教八个宗派,后来也被概括为“禅、教、律、净、密”。天台、三论、华严、唯识四个宗派,统称为“教”,也就是“佛语”。明代高僧云栖铢弘,要把“禅、净、教、戒”融为一体,他的思想,奠定了明清以来中国佛教的总体格局。

    公元八世纪上半叶,唐玄宗开元年间,三位印度高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人称“开元三大士”相继来到长安,翻译与传播印度密教的根本经典,创立了汉地自成一体的密宗,被称为“唐密”,然而此派不久便在唐武宗灭佛后影响渐弱。

    举世瞩目的法门寺地宫,就是按照唐密仪轨布置的坛场即“曼荼罗”,供奉着佛指舍利。今天我们有幸能穿越千年的时空,依稀感受到唐密当年的兴盛。

    在所有宗派里,密宗有些与众不同。其他的宗派被称为“显宗”,而这个宗派是师徒密传,有不许公开的秘密传授。该宗派在唐代由空海和尚传入日本,成为“东密”或“真言宗”,至今法脉绵延。西安的大兴善寺、青龙寺是“唐密”的重要传承之地。

    公元七世纪后半叶,印度大乘佛教结合印度教的修行,发展出一种以即身成佛为目的的印度密宗。汉地的“唐密”虽然在历史上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印度佛教密宗传到藏地以后,很快就引起了藏民们的崇信,形成至今还很兴盛的“藏密”。

    莲花生大师,藏族人尊称其为“咕噜仁波切”,意思是尊贵的上师。莲花生大师出生在印度西方的邬丈那国,现在的阿富汗一带。有一天,有位大臣看到湖中长出了很多莲花,莲花上还有一个奇特殊胜的孩子,就告诉了国王,国王一见这孩子就很喜欢,收为太子。因其生于莲花,所以取名“莲花生”。

    公元755年,信奉佛教的赤松德赞为了在西藏弘扬佛法,派专使去迎请莲花生大师入藏,在雅鲁藏布江边与赤松德赞会面。传说,莲花生大师作礼时,竟然手中喷出火焰,众人见了立刻向莲花生大师行了五体投地的大礼。莲花生大师就以此高超的神通摄服藏人,并且建立佛教寺庙传授佛法,使佛教在西藏生根发芽。就这样,莲花生大师成为“藏密”的创始人,被藏族人称为“第二佛陀”。

    与汉传佛教一样,藏传佛教也有不同的四大宗派。莲花生大师所传的教法,后来被称为“宁玛派”,意思是“古老”。该派与西藏传统的苯教有所融合。十七世纪时,五世达赖喇嘛扶持该派的发展,在青海、四川和云南一带影响很大。直到今天,每年的藏历五月初十,宁玛派的祖庭桑耶寺的喇嘛们会跳起莲花生大师及八大化身的金刚舞。

    公元1073年,一位叫贡却杰布的出家僧人来到后藏萨迦地区传教,建造了萨迦寺,创立了萨迦派。在大昭寺内,供奉着萨迦派的祖师们,人称“萨迦五祖”。最右面的祖师就是八思巴。他继萨迦班智达之后,被元朝皇帝忽必烈封为国师,负责全国佛教事务和整个西藏地区,结束了西藏近四百年的混乱局面,从此西藏也正式归属中央政府管辖。

    噶举派是公元十一世纪中叶由玛尔巴所创立,噶举是传承佛语的意思。该派特别重视师徒之间的口耳传授,是藏传佛教第一个实行活佛转世制度的教派。第一个转世活佛称为噶玛巴,意为“行佛行事业者”。明代永乐皇帝赐封其为“大宝法王”,延续至今。噶举派在藏传佛教各宗派里支系最多,今天拥有数量众多的寺院,遍布整个藏族地区。

    十四世纪七十年代,一位年轻人走在去往西藏的道路上,他就是格鲁派的创始者宗喀巴大师。宗喀巴,公元1357年生于青海湟中县,八岁出家,十七岁进入西藏求法。经过艰苦的修行和学习,他通达显密各宗的教义。他面对当时藏传佛教派别众多、混乱和戒律松懈的局面,整理出一套“先显后密”的修习次第,严格要求僧人遵守戒律,深入研习,闻思修证,倡导一条循序渐进的觉悟之路。他综合各宗教义后,撰写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是一部中国佛教史上的不朽经典。

    1642年,格鲁派在蒙古贵族和清王朝的扶持下,取得了西藏地区的统治地位。由此,成为在藏地信徒最多、势力最大的宗派。

    这里是位于大昭寺内的宗喀巴祖师殿。宗喀巴圆寂后,传承他事业的是他的两个门徒。

    一位名叫根敦珠巴,身后被追认为第一世达赖喇嘛,相传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另一位叫克珠杰,后来被追认为第一世班禅,相传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清初,顺治十年,也就是公元1653年,五世达赖远赴北京,朝见顺治皇帝,受册封为“达赖喇嘛”,从而确立了他在藏传佛教的领袖地位。

    康熙五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713年,中央政府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达赖、班禅的转世,从此由中央政府正式册封,沿袭至今。

    乾隆五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792年,乾隆皇帝撰写了《喇嘛说》,明确规定了活佛转世灵童须经金瓶掣签方可认定,并批准特制了两个金瓶,一个送往西藏,供于大昭寺,用以掣定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等藏地大活佛;另一个在北京,供在雍和宫,用以掣定蒙古、青海及甘肃等地的大活佛。

    宗喀巴圆寂的日子,现在成了藏族人民的一个传统节日,称为“燃灯节”。每年藏历十月二十五日的晚上,人们都会将点燃的酥油灯放在窗台上,以纪念宗喀巴大师。

    今天,藏传佛教不仅是在藏族、蒙古族和汉族中间流行,满族、土家族、裕固族、纳西族、锡伯族、达尔斡族等也有流传。

    上座部佛教,在公元七世纪初,传入中国的云南地区。到十二世纪以后,逐渐兴盛。因其从南方的佛教传播路线传入中国,所以又称南传佛教。

    明朝隆庆三年,也就是公元1569年,缅甸的公主嫁到云南,她的陪嫁包括缅甸的巴利三藏与各种佛像。在这以后,景洪、德宏等地建造了一批带有明显缅甸风格的佛寺,云南的上座部佛教也进入了鼎盛时期。现在云南省,除了傣族,还有崩龙族、布朗族、佤族、阿昌族等多个民族信仰上座部佛教。

    就这样,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中,不仅深受中国各民族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在改变着中国文化的格局和艺术创造。

    宋明理学、道教全真派的出现,都是主动吸收佛教教义、方法,甚至寺院制度,特别是禅宗心法的结果。中国的儒学、道教,从此有了全新的发展,而到明清时期,儒、释、道的三教合流成了全社会的主流思想。

    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相互融合还为这片山川大地留下了美丽的痕迹,创造了许多崭新的艺术形式。

    位于新疆库车的克孜尔石窟,大约开凿于公元三世纪;

    位于甘肃省天水市的麦积山石窟,始建于十六国的后秦,是保存北朝造像体系最完整的石窟;

    山西大同的云岗石窟,以气势雄伟而著称;

    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以“秀骨清像”见长,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而敦煌的莫高窟,则是一座由建筑、壁画、雕塑组成的综合艺术殿堂,规模之大,举世无双。敦煌学也已成为一门长达一百年之久的国际性学科。

    “天下名山僧占多”,这句民间的俗语形容地反映了佛教与百姓生活的密切关系。从明代开始,民间素有“金五台、银普陀、铜峨眉、铁九华”的说法。

    五台山,位于山西省东北部忻州地区五台县的东北,那里有像莲花一样盛开的五座山峰,传说是文殊菩萨讲经说法的五顶山。在全盛时期,这里的寺庙多达三百余座。这里融合着汉、藏、满、蒙等各个民族不同流派的佛教信仰,至今,仍然留存着唐代木构建筑大佛光寺。

    普陀山,位于浙江省舟山岛的东侧,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的道场。这位拿着净瓶柳枝、一身白衣的美丽菩萨普度众生,最受信众的膜拜。随时随处,凡遇危难,只要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这位慈悲的菩萨就会随机化现,前去解救。这里今天已然成为中国乃至日、韩、东南亚等国信徒共同的朝圣之地。

    峨眉山,位于四川省境内,是普贤菩萨的道场。传说普贤菩萨乘坐六牙白象,随缘应化,普度众生,哪里的众生需要他,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峨眉山最早是中国道士们的修行场所,山上的中峰寺由道观改成佛寺,正是道教和佛教相互融合的历史见证。

    九华山,在安徽省境内,邻近著名的黄山。这里成为地藏菩萨的道场,缘起于这位新罗僧人“金地藏”的修道故事。 “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地藏菩萨的这句誓言,现在成了佛教舍己救人的宣言。

    “四大名山”,还有历史上其他的名山大寺,一起支撑着中国人的佛教信仰。既有历史上供奉佛指舍利的陕西法门寺、供奉佛牙舍利的北京灵光寺、无锡灵山等著名寺刹,还有大小昭寺、拉卜楞寺等著名的藏传佛寺,以及香港大屿山,台湾地区的法鼓山、中台禅寺、慈济静思堂和佛光山等重要的现代佛教僧团。

    这条千年菩提路已使佛教完全融入了中国社会。各种民俗、节庆、俗语方言都已渗透了佛教的影响。不仅如此,中国的诗歌、书法、绘画乃至音乐和茶道,都有一种来自佛教的空灵气韵,禅趣盎然。

    今天的中国,广袤的名山大川及都市乡村上遍布着大大小小一万多座寺院,二十多万的僧尼以及多得难以统计的在家信徒。佛教,已是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是中印文化深度交流的历史结果,也是世界文明对话的成功典范。

    中国佛教,历史上传到了日本、韩国、越南,成为这些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黄金纽带。在世界文明史上,这些国家同属于儒家文化圈,而佛教推动了这个文化圈的形成。中国成了佛教的第二故乡。汉语系、藏语系、巴利语系三大语系的佛教在中国和谐共处,穿越传统与现代的隔阂,历经两千多年,传承着智慧与慈悲,一起弘扬着一个共同的理念——和谐世界,众缘和合。

    文章来源

  • 央视大型佛教纪录片《千年菩提路》全45集及解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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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禅者的脚步——百年虚云 央视热播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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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0年,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泉州知府萧玉堂夫妇中年得子,不料生下一个肉团。萧夫人惊骇而亡,萧玉堂悲愤交加,命仆人将这一肉团丢弃。一药翁飘然而至剖开胞衣,一声惊天动地的啼哭,虚云就这样来到了人间,由此开始了他长达一百二十年,经历四十八奇的求道旅程。

    http://tv.cctv.com/2012/12/20/VIDE135597818396783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