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祖惠能
六祖惠能大师（公元638——713年），祖籍北京南范阳（今河北涿州）俗姓卢 ，当地望族。祖上被贬岭南。生于唐新州(今广东新兴县)人，中国禅宗杰出大师。谥号：大鉴禅师 。别号：曹溪大师 。
思想典籍《六祖坛经》。使繁 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也使从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24岁闻《金刚经》开悟而辞母北上湖北黄梅谒五祖弘忍，以一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法偈得五祖认可，夜授《金刚经》，密传禅宗衣钵信物，为第六代祖 。惠能在曹溪大倡顿悟法门，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他用通俗简易的修持方法，取代繁琐的义学，形成了影响久远的南宗禅，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 。六祖惠能的思想，集中体现于《六祖法宝坛经》 。
惠能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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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能早年
少年时期：惠能俗姓卢，传说初生时有“二异僧”来取名“惠能”，是从小就叫惠能；按照佛门惯例，“惠能”是出家时的法名。父亲原在范阳（今北京附近的涿县）做官，后来被贬迁流放到新州（今广东新兴县）。惠能于贞观十二年在新州出生。幼年时父亲就去世了，后来母子移居南海（广州）。长大以卖柴维持生活。《曹溪大师别传》说他三岁父母就都去世了。
求法因缘：据《坛经》系所说，惠能某天听人诵《金刚经》而有所领悟。被告知黄梅凭墓山弘忍大师讲《金刚经》，于是决定去参礼。《坛经》炖煌本只简略说“辞亲”；后来惠昕本和《祖堂集》说，有客人鼓励他并出钱安顿老母。依《别传》，惠能参礼弘忍，与《金刚经》无关。《别传》说惠能先去曹溪，结拜兄弟刘志略的姑母“无尽藏”尼常诵《大涅盘经》，惠能不识字，郄能为他解说经义。在宝林寺住了一段时间，到乐昌依智远禅师坐禅，又受慧纪禅师的激发，才决定去黄梅参礼弘忍。
惠能求法时期
依神会所传，约一个月后，惠能到黄梅凭墓山。唐初五十多年来，这里传承了达摩禅的正统。他见弘忍，自称“唯求法作佛”；因答：“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身不同，佛性有何差别”，而受到弘忍赏识。弘忍门下是自耕自食的，惠能被派去碓房，踏碓八个多月。“素刳其心，获悟于稊稗”。修行结合劳作，是佛教固有的（如周梨盘陀迦因扫地而悟），此后成为曹溪禅的特色。
除了劳作，也随众听法。《坛经》说，弘忍某天要大家作偈，想察看各人见地，以便付法。神秀是弘忍门下的上首，他把偈写在廊下壁上，惠能认为神秀偈没有见性，也作了一偈请人写上。弘忍发现惠能的偈更好，便在夜里私下为他说法，还密授袈裟给他，以为信记，说明他继承了祖位。
付法是密授的，本来没人知道说法的内容，但惠能也可能会提到。《坛经》敦煌本说：“说金刚经”；惠昕本等说：说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时，惠能言下大悟；《神会语录》等说：“忍大师就碓上密说直了见性。於夜间潜唤入房，三日三夜共语。”《别传》说：问答有关佛性的问题。
当晚，弘忍给惠能送行，回岭南。古本《坛经》和《神会语录》都说是送惠能去九江驿，并没送到九江驿。当时是半夜，凭墓山在江北，离江边还有一段路，九江驿在江南。但《坛经》惠昕本以后，都说弘忍上船，亲自送到九江驿，而且当夜回来。
惠能隐遁时期
大庾岭夺法：惠能走后，东山门下有人追来。其中的慧明，一直到大庾岭追到惠能。惠能将袈裟给他，他反而表示“远来求法，不要其衣”。惠能便为他说法：“不思善不思恶，正与幺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 慧明言下大悟，惠能也就回到岭南。慧明本是弘忍弟子，也成为惠能弟子了。据《历代法宝记》，慧明的弟子“看净”，仍属于东山的传统，而惠能是不“看净”的。
五年隐遁：《坛经》以来一致表明惠能曾有隐遁。原本是五（三）年，为符合弘忍去世（675）后惠能才出山，形成了十六年隐遁说。这五年（662──666）惠能的遭遇，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后来《别传》说：惠能在曹溪仍然“被人寻逐”，於是在四会和怀集交界处，在猎人的队伍里躲了五年“避难” [3] ；以后惠昕本《坛经》和《祖堂集》等添加了这个说法。
弘忍曾对惠能说：“自古传法，气如悬丝。若住此间，有人害汝。”如道信临终，弟子均争夺祖位 ，弘忍得法后被迫离寺另建（道信也有“当理与法”， 其实是分头并弘）。不仅传法有争，且弘法有难，《高僧传》和《续高僧传》多有例子 ；达摩传禅也“多生讥谤”，或说受到毒害；后来惠能弟子神会也法难重重。当时惠能很年轻，公开付法则不可能不争不害。
惠能弘化时期
六祖大鉴禅师像 南宋
出家受戒：惠能在五年遁迹后终于出家。乾封二年（667）正月初八日，他到广州法性寺（今光孝寺）。印宗法师正在讲《涅盘经》，惠能在座下参听，“因论风幡语，而与宗法师说无上道”。印宗很欣喜，问起来，才知东山大法流传岭南的，就是这一位。於是在正月十五日，印宗亲为惠能落发；二月初八日，西京的智光律师为惠能授具足戒。此时惠能30岁。惠能受戒后，就在法性寺开单传宗旨。由于惠能得到了印宗的赞赏，加上他作为五祖衣钵传人的身份，所以也受到了广州缁素的敬重。
住持曹溪：次年春，惠能去曹溪宝林寺（今南华禅寺），“印宗法师与缁白送者千余人”。 曹溪属韶州，距离广州七百多里。根据《别传》和《略序》，惠能之前去黄梅以及从黄梅回来，都会经过韶州，在宝林寺住过；现在他又受广州方面的拥护，所以曹溪僧众也就表示欢迎，於是他到曹溪道场成为了主导者。曹溪的主体寺院宝林寺下，有其辖属别院，比如有惠能住在“法泉寺”和“广果寺”的记载 。《略序》说“兰若十三所” ，而《坛经》只泛说他住在曹溪山，并没有说到寺院的名称。
大梵寺说法：刺史韦据等到曹溪，请惠能到城内大梵寺说法，听众一千余人，是当时的盛会。惠能“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授无相戒”，记录成为《坛经》的主体。《坛经》后来有不少增损，但惠能顿教的内容、特色及其渊源，仍可依此有所了解。
德音远播：据说惠能受到皇室的礼请，武则天在长寿元年派张昌期首次“请能禅师”入宫，惠能“托病不去”；万岁通天元年“再请”，惠能还是不去，她便把袈裟请走供养；武则天晚年派薛简再请；她去世后，唐中宗又派薛简去请。皇帝还在韶州修寺院并赐额法泉寺，给惠能的故居建国恩寺，这些做法也是因为武则天。鉴真去日本曾经过韶州，证实了法泉寺与唐室有关 。
惠能入灭前后
最后的说法：根据《坛经》，惠能最后的说法有：一、教诫“十弟子”：对人说法“莫离於性相”，不离“三科”和“三十六对”。二、大众痛哭，惠能说“真假动静偈”，直指离假即真、“动上有不动”，然后 “告别”。其中只有神会“不动亦不悲泣”，六祖独赞他“毁誉不动” ，还预言他将在 “吾灭后二十余年”定是非、立宗旨（指滑台大会一事） ，这是后来神会门下添加的。
三、圆寂当天食后话别。法海问顿教“至今几代”，便有七佛以来四十世的叙述，这也是菏泽门下添加的，是以“六代传法偈”扩展后的祖统说。又问留什么法令后代人见性，惠能说“见真佛解脱颂”。他要门人“莫作世情哭泣，而受人吊问，钱帛，着孝衣”。最后说：“如吾在日一种，一时端坐。但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但能寂静，即是大道。”
去世与后事：先天二年（713）八月三日夜，惠能在故乡新州国恩寺“奄然迁化”了。“端身不散，如入禅定”；传说曹溪“异香氤氲，山崩地动，林木变白，日月无光，风云失色”。惠能在去世前一年（712）回国恩寺，交代弟子造塔 ，（道信和弘忍去世前也如此），“次年夏末落成”。 先天二年七月八日，从曹溪回国恩寺，八月三日坐化。新州国恩寺、韶州法泉寺（宝林寺）争奉遗体；结果十一月十三日，遗体的坐龛迁回曹溪宝林寺；又在宝林寺建新塔（即“灵照”塔），半年后建成，存放真身。
六祖慧能的重要地位
慧能作为在我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其思想包含着的哲理和智慧，至今仍给人以有益的启迪，并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慧能祖师把禅宗推向了顶峰推向了世界。其一花开五叶，，为中国佛教培养了大批祖师级的高僧。本世纪以来，带着东方恬静达观精神的佛禅也走向了西方世界。二次大战以后，禅更在英、德、法、美、等国得到特别的发展。西方接受禅的人，除了宗教团体外，还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希望用禅引导人们顺归人性和自然；也有心理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把禅作为调节心理和治疗精神病的方法之一。 在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国家图书馆广场，矗立着世界十大思想家的塑像，其中就有代表东方思想的先哲孔子、老子和惠能，并列为“东方三圣人”。
禅宗 -- 特重禅观，不重教理，自称教外别传。以菩提达摩为初祖，下传慧可、僧璨、道信、弘忍，弘忍之后分成南宗慧能，北宗神秀二派。北宗强调渐修，南宗主顿悟。弘忍圆寂后，北宗神秀大阐宗风于长安、洛阳。中唐以后，南宗成为禅宗的正统，并形成曹洞、云门、法眼、沩仰、临济五家。但宋朝以后则仅存曹洞、临济二脉。或称为佛心宗。
慧能大师的重要地位，太虚大师评价的非常中肯：
“……禅宗在六祖以前若存若亡，六祖以还乃盛流传……”——《佛法总学》第四章
“在广东历史上，过去时代有无若孙中山先生一样伟大的人物呢？有之，则不能不推中国佛教禅宗的六祖──慧能大师。”……“自释迦至六祖，每一时代中只有一二得心印之士，师资相承，传持佛法的真髓；而禅宗之得为后世一切佛法的源流，甚至代表整个的佛法，而成为中国所普遍盛行的佛教宗派，实有赖于六祖于禅宗的颖悟和弘传。”——《禅宗六祖与国民党总理》
“中国佛教以隋、唐时代为最兴盛，所有大小乘佛教的分宗别派，皆从此时代演变出来。禅宗在这时代，亦从酝酿中产生了六祖。自有六祖，则中国一切从梵文译来的经典，向来在文字或思想上有隔膜的，不能体贴消化的，都可以融会贯通；从此，佛法与中国人的心理不发生丝毫的障隔，深深地契合和相应，流演于后世，没有文字语言上的障碍，也没有心理思想上的隔膜。故由六祖，才把佛教的真髓深深地打入中国人的心坎中。不仅于佛教的功绩是如此，即隋、唐以来的中国文化，亦莫不受他那种彻悟思想的影响。故六祖实为中国隋唐以后最伟大的人物。”——《禅宗六祖与国民党总理》
“禅宗在唐后宋初，极盛一时，贤首、天台等各宗派得以复兴，皆赖禅宗力量的帮助。故中国之有六祖的禅宗，不但佛教深入人心，即各宗派的复兴，亦仰其鼻息，由此可见六祖与唐、宋后佛教关系的重大。”……“禅宗在中国得以发扬光大，实不能不归功于六祖，那末穷本探源，理学又不能不说是渊源于六祖的禅宗了。故中国宋、明以来几百年来的文化，亦可以说由六祖的禅宗所造成，故六祖实是中国精神建设的成功者。”——《禅宗六祖与国民党总理》 1935年12讲
“现在禅宗衰颓，已达到极点。兹欲重为振兴，当明五祖传六祖之道为根本。自民元迄今，人民稍有回心向佛之思想，但中国之佛教，乃禅宗之佛教也，非由禅宗入手，不能奏改善世道之效。”——《黄梅在佛教史上之地位及此后地方人士之责任》 1923年7月 黄梅讲
“……在敝国则人心趋重性理及自心之修养，古文化之诸子百家，与佛法之大小乘经论皆不甚融洽。逮唐朝慧能大师，直下明心之禅宗始兴。推原佛教之所自，流出于佛陀之大菩提心，禅宗在直下印证自心为与佛无二之觉心，一方既穷佛法之根核，一方又适应华人之心理，遂打入华人之心理深处，发舒为宋、明儒者之理学。故隋、唐后之佛教，当以禅宗为中心……”——《中日佛法之异点》 1925年11月 日本京都市政公所讲
“有许多人，往往以为六祖是斫草挑柴的目不识丁者出身，于是就认为佛教应该要完全弃离文字，因六祖不须文字而通达佛理；殊不知六祖是随时机所宜示现如此，决非目不识丁者，而是成就无量言语文字三昧陀罗尼，非世间博学多闻、世智辩聪者所能望其项背的！”……“六祖明转八识成四智，即要归到各人本身上来，要各人自己于转处不留凡情，即是实现无分别无住相的四智菩提涅盘。平常日用行事，都是安住于四智菩提中，这是何等亲切而有味！故六祖不但不目不识丁，而是具大智慧，具足文字语言三昧者，实非凡人所能测度。”——《赞扬六祖功德以祝南华之复兴》 1935年12月 曹溪南华寺讲
惠能的禅法：直指心传——“顿悟法门” 曹溪 一般认为曹溪禅是顿，北方属于渐。其实他们源于同一传统，即东山“不立文字”的达摩禅，这是以《楞伽经》等为无相教的顿禅。东山传禅是 “以心传心”，以某种暗示代替语言，从而“顿令其心直入法界”；这是秘授的，不公开，“得法”的并不多。但在此之前会方便引入，道信与弘忍便融合“一行三昧”，教念佛、念净等。神秀以后，北方更加致力方便渐修，逐渐失去东山的顿入气息。神会便批评北宗，他认为初发心“一念相应”（“无念”），不借其他方便（摄心、观察次第），单刀直入才是“顿”。
惠能在曹溪，不用念佛、净心等方便；“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受无相戒” ；他直接指出“本性念念不住”，“性起念，虽即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常自在”；要学人直从自己的身心去悟入（“见性”）。虽然还是言说，但到了言说的边缘（如文殊菩萨以无言示不二法门）。他将以往的秘授公开了（法如也有此作风）。惠能直指直示，弟子直了直入；这和学人的根机利钝有关，也凭借惠能自身的深彻悟入和善识根机。大乘认为法是一样的，智慧则有三乘差别；所以有理的顿悟和渐悟，行的顿入和渐入。
惠能有关顿渐的观点，和神会是大致相同的。《坛经》中惠能的看法是：“法无顿渐，人有利钝。迷即渐契，悟人顿修”；“迷来经累劫，悟则须臾间”；“何以渐顿？法即一种，见有迟疾。见迟即渐，见疾即顿。法无渐顿，人有利钝，故名渐顿”。
《坛经》中，惠能还提出了“定慧等学”，“三学等”是顿，戒定慧分别次第进修是渐。所以南宗是不假方便，直指直示的。在神会委托王维所写的《能禅师碑铭》也说：“至于定无所入，慧无所依”，表现了惠能同样的思想。定并非限于打坐，只要心不散，坐卧住行都是定。定慧是一体的，是照与光的关系；从定来看是光，从慧来看是照；所以并不是先有定而后有慧。
惠能修行法别具一格
“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念为宗”。《坛经》中，这是惠能用以指导修行的，对此他的解说是：
【无相】“无相，於相而离相”；“外离一切相是无相。但能离相，性体清净，是以无相为体”。比如看心就着於心相，看净就着於净相；这会障自本性，所以要离相。无相不只是离一切相，更是因离相而显性体的清净，“自性”是以无相为体的。
【无住】“为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无有断绝（引《肇论》）。若一念断绝，法身即是离身色（属于“南方宗旨”）。念念时中，於一切法上无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系缚。於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是）以无住为本（引《维摩诘经》）”。以人的“本性”念念不绝，法的“自性”也就念念不住（三世迁流）。但是众生念念系缚，往来生死。
体悟自性不住，一切法也无所住，即顿得解脱。惠能据此批评“直言坐不动，除妄不起心”的禅法。他说：“若如是，此法同无情，却是障道因缘。道须通流，何以却滞？心不住，即通流；住即被缚。若坐不动是，维摩诘不合呵舍利弗宴坐林中”。
【无念】“於一切境上不染，名为无念。於自念上离境，不於法上念生。莫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一念断即死，别处受生（与“南方宗旨”有关）”。一般以为“无念”是没有念，断绝一切心念。惠能认为这种“空心不思”是错的，人死了才没有念。他的“无念”是“於自念上离境，不於法上念生”。人的念是被境相（法）所役使的“妄念”，所以要“无念”，即不依境起，不逐境转。
进一步解释：“无者无何事？念者何物？无者离二相诸尘劳。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性起念，虽即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常自在”。“念”从“真如”（“性”）起，本来解脱。当体见“自性”（见无念），虽能见能听（自性的用），但念念解脱（性自空寂）。不立“境”和“念”二相，不落能所。不但没有“於境上有念”的有念，也没有“不於法上念生”的无念，即正念现前。
“无念”是从自己身心（本性念念不住）中去见性。虽以“自性”为生命当体，但不说“性在作用”。这里把“无念”解说为“无者无何事？念者念何物”，肯定自性起用的“念”，属于“南方宗旨”；它具有神我的倾向，接近胜论派的思想，胜论派便是主张以呼吸和瞬目等相来证明有“我”的；曹溪门下这种解释（洪州门下也持这种观点），说明他们为了迎合，更加简易直接了。
惠能念般若、不念佛
《坛经》的主题 “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文殊说般若经》说修一行三昧“当先闻般若波罗蜜”，五祖门下一般是“念佛名”、“令净心”。《坛经》大梵寺传禅时，六祖教弟子“净心”（他自己“净神”良久才说话）、“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念是口念的。五祖门下的念佛是念“一字佛”（《文殊般若经》作“一佛”），是以念念在心启悟自己的觉性。而六祖以念“摩诃般若波罗蜜”代替念佛。
六祖不说“佛”而直指“般若”：“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即缘心迷，不能自悟，须求大善知识示道见性。”一般人向外觅“佛”的他力摄受；六祖的禅是直探一切（发愿、忏悔、归依、佛）的根本，直从自身本有的“菩提般若”去悟得。他说：“三身在自法性，世人尽有，为迷不见，外觅三如来，不见自色身中三身佛。”“若言归佛，佛在何处？若不见佛，即无所归。”重于自性佛，自归依佛，见自法性三身佛。这是从念“摩诃般若波罗蜜”，从而开示本有般若而显示的。所以他主张“念般若”。
六祖对“一行三昧”的解释也与一般不同。《坛经》说：“一行三昧中，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直心是。净名经云：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莫心行谄曲，口说法直。不行直心，非佛弟子。但行直心，于一切法上无有执着，名一行三昧。迷人着法相，执一行三昧，直心坐不动，除妄不起心。”是受到《起信论》的影响。六祖认为“直心”——行住坐卧无不是“一行三昧”，这是针对“直心坐不动，除妄不起心”的禅者；批评他们重于坐禅，重于除妄；东山传的“一行三昧”便是这种念佛、净心的形式。
无论是以一行三昧念“一字佛”，还是六祖以见性为宗念“般若”，都不是念佛名号、求往生净土。《坛经》韦使君问，念“阿弥陀佛”能不能往生西方净土？六祖认为：“迷人念佛生彼，悟者自净其心”；“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但行十善，何须更愿往生？不断十恶之心，何佛即来迎请”； “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不悟顿教大乘，念佛往生路遥，如何得达！” 彻底主张自净自作，不提倡求阿弥陀佛的他力摄受，而当时的禅风就是这样的。
六祖慧能是中国佛教史上非常著名而特殊的人物，其《六祖坛经》本不能称经，因为，只有佛讲的才能称为经，但《六组坛经》的命名正反应了六组慧能在佛教中的突出地位，反应了佛教徒对六组慧能的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