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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明学源流——因明学的产生与发展

因明

因明学源流

  因明学萌芽於印度,略早於中国的墨辩和希腊的逻辑。

因明学的产生和发展,与古印度学术文化的繁荣和辩论之风的盛行是密切相联的。古印度的哲学家们十分重视论辩的方式方法,并且已经从研究论辩的程式进而研究思维的形式和推论的规则。

在古印度,最早致力於系统地研究因明的学派是正理派,正理派的经典是《正理经》,传说是足目所作。《正理经》中,简明地叙述获得正确知识的方法以及知识的表述方式,探讨认识表述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形式错误或非形式错误。所以《大疏》说:「劫初足目,创标真似。」真似者,即因明之概括,因為因明学讲的主要是论式的正确(真)与错误(似)。

足目之后,印度诸学派皆讲求此类论理方法。至佛陀之时,因明学已颇具系统,佛陀成道后,每每应用因明之法以说法利生,此可见於诸经中所广泛出现之因明义旨。流入佛教,而為历代诸论师所沿用演布之因明,称為内道因明;佛教以外之诸学派所研习之因明,称為外道因明。外道因明流传之史迹较难确悉,内道因明之沿革则较详实可稽。

佛陀入灭后七百年顷,龙树菩萨以《方便心论》一书论说内道因明之法。继龙树二百年后,弥勒菩萨述《瑜伽师地论》一百卷,其中第十五卷即為因明论法。其后复有无著菩萨继出,於其所著《显扬圣教论》第十一卷中,详述因明之论议法。其弟世亲菩萨则著有《论轨》、《论式》、《论心》三部书,堪称因明论理规则之集大成者。至今,世亲之著作中,有关因明者,仅存《如实论》一书而已。

因明学的发展分古、新两大阶段,其间的分水岭便是陈那菩萨。无著、世亲两菩萨关於因明的论述,都属於古因明的系统。无著是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的创始者,其弟世亲先习小乘,从说一切有部出家,后受无著的影响而改习大乘。从兄弟二人的许多论著中,显露出对古印度正理派逻辑成果的批判和吸收,使古因明初具规模。但大致说來,古因明发展至世亲时,仍未成熟到精确的地步。所以,窥基才说:「爰暨世亲,咸陈轨式。虽纲纪已列,而幽致未分,故使宾主对扬,犹疑立破之则。」

佛陀入灭后一千一百年顷,世亲的弟子陈那(又称大域龙)锐意研攻因明,并补前贤之不足,勘正前贤著作之遗误,遂产生改革之效,使因明真能负起立正破邪之责,将因明学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故后世均认陈那為新因明的开祖,是中世纪印度逻辑之父。据说,他辩才无碍,在与外道辩论中经常获胜。曾於印度最高佛教学府那烂陀寺讲授唯识和因明等,并撰写有《因轮抉择论》、《因明正理门论》、《集量论》等因明论著,其中《因明正理门论》系為破外道迷执,彰显佛法正理,而依古因明学说,创能立、能破之新说,以诠解诸法本真之体义,為印度论理学开一新纪元。他在晚年学问炉火纯青时所著述的《集量论》最為宏伟,针对各种旧说异议加以批判,提出了独创性的见解,通过对认识根源的考察分辨,使逻辑与认识论内在联系起來,又通过认识论而提出如何达到佛家宗教本体的问题,从而引出了真理观、实践论。

继陈那之后,因明史上的重要人物是商羯罗主菩萨。他是陈那的高足,亦毕其一生以穷研因明之奥秘,鉴於其师《因明正理门论》一书之渊深难解,遂著《因明入正理论》以诠释之,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新因明论著,它继承了陈那的新因明体系,又作了不少补充,在论述上也更趋系统化,成為研究因明者必读的一部专著,后世佛学界论及因明时,都以此论為依据。

在陈那、商羯罗主之后,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法称菩萨。他继承和发展了陈那所创立的新因明,撰有《正理滴论》、《释量论》、《因滴论》等七部因明论著,使因明学摆脱辩论术之羁绊,也令逻辑与认识论之结合更紧密,基础更稳固。这些论著中,以《正理滴论》和《释量论》最為重要。法称的因明理论在西藏影响很大,因而也享有盛誉。

汉地因明能开花结果,其首倡之功,应归於玄奘大师。其实,早在玄奘以前已有一些古因明的论著传來中国,如《方便心论》、《回诤论》、《如实论》,但由於当时新因明的理论尚未传入,古因明的论著也只迻译三部,缺乏系统性,当时的人只能零星地学到一些古因明的知识,不大可能有什麼阐发,所以因明学并未在汉地引起反响。然而,玄奘从印度游学归來后情况就不同了,在唐太宗的支持下,他不仅翻译了陈那和商羯罗主的重要因明论著,还译出《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阿毗达磨杂集论》等一系列经论,而这些经典中包含著专门论述因明的章节。同时,玄奘在翻译因明论著的过程中,也对僧众传授讲述,阐发隐义,又经过弟子们的记录,加以发挥,终於掀起一股学习因明的热潮,使因明学的研究盛极於一时。

在因明学的研究上,除玄奘之外,当推窥基大师最為杰出。他出身名门,天资过人,十七岁时从玄奘出家,一生著述甚丰,有「百部疏主」之称,是中国法相宗实际开创者。窥基注释商羯罗主之《因明入正理论》,复记载玄奘所授之因明,而成《因明入正理论疏》一书,此论疏份量颇大,解释详尽,為诸疏之冠,后世尊称《大疏》,是公认的研究因明学不可不读之基本教材。

玄奘、窥基所传的法相唯识学在唐武宗会昌法难时便已衰微,因明学也随之在汉地逐渐失传。后來,因明的疏记大多散佚不见,连《大疏》等一些重要的论疏也均沦亡湮没。到了明代,有志於研究因明的学者已找不到可靠的依据。可以这样说,因明学在中国唐代随法相宗的兴起而兴起,又随法相宗的衰落而衰落,至明清以降五百余年,几成绝学!

迨及清末民初,才有硕学通家作了相当大的努力,來挽救因明此一绝学,这些有识之士对海内外因明著述作了大量搜集、整理、校刊以及研究的工作,前有杨仁山居士从日本取回《大疏》全本,刻版流通,后有欧阳竟无、熊十力、吕澄等学者研究介绍,其他尚有虞愚、陈望道、陈大齐、周叔迦等人士著书讲说,并博采西方逻辑名辩归纳诸术,互资参证,广為推介,才使中断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因明研习,重新在汉地振兴,因明之学遂得因应时代学风而继传不坠。

在西藏方面,自宋、元以后,西藏地区之因明研习十分盛行,除先后译出大量的梵本因明论著外,许多著名的因明学家辈出,相继撰著注疏,使不少因明著作幸赖西藏译本,而得以流传至今。西藏的因明学主要是法称量论系统,这与汉地以法相唯识学作因明背景的风格迥异。在藏传佛教中,因明论是学僧必修的五部论典之一,在西藏各地寺院里,因明為显密诸学之基础学科,初入寺之年幼沙弥即须勤习因明之辩论方式,其后各研学阶段,於每年冬季,须兼学一个月之因明论,通达因明并能熟练运用於口头论辩,这是最基本的要求,故因明始终受到寺院学术的重视,一直保存至今。大抵而言,因明传入我国内地,不及西藏完备而普及;且传入后之研究与应用,亦远不及日本之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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